2011年1月24日 - 信報
胡錦濤主席訪美，奧巴馬總統拋出〈管子．權修第三〉的名言拉近關係︰「一年之計，莫於樹榖；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中國諺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典出於此，其意當是要我們重視長線，而最好的長遠投資對象便是人。管子曰︰「一樹百穫者，人也。」
2010年香港經濟從低位反彈，應有7％左右的增長率。這個成績應算很不錯，可以印證所謂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其實殺傷力有限，但這短線的增長千萬不應使我們忘記過去十多年來香港經濟基本停滯。1997年香港人均名義GDP是210350元，到了2009年才只是233060元，這十二年期間，據官方數字物價還下跌了3.1％，我們屈指一算，可得出每年實質人均GDP增長只是1.12％。以四小龍的光輝往績看來，這不是停滯是什麼?!【註】
任何經濟持續高增長的社會一旦停頓下來，社會中各種深層次矛盾必會湧現。大家都習慣了「明天會更好」，對「前路茫茫」不會適應。
香港經濟是否已跌入停滯陷阱？又或這只是短暫性或周期性的現象？這些問題都不好回答，但過去十多年經濟裹足不前的因由總不會無迹可尋。財富不會從天而降，經濟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增長，經濟要有增長的火車頭拉動才能進步。
香港經濟靠什麼拉動？這是一個有多層次答案的問題，我們在此不妨用簡單的投入產出角度回答它。要GDP上升，便要投入更多的生產要素，而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力，勞動人口的素質、技術及管理水平及資本。沒有這些生產要素，便沒有什麼生產，大家也沒有收入。
勞動力的投入能否解釋到香港從過去平均每年6、7個百分點的增長下降至1個百分點左右？相信不能。香港人口過去一直都有增加，近十多年增幅還有放慢，反而有利於提高而不是拉低人均產值。港人平均每周工作的時間過去十多年也大致穩定，不可能是拉低增長率的主因。
勞動人口的素質主要取決於他們的教育水準及經驗的累積。香港的教育制度的確問題叢生，使人唏噓。就以公共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來看，按照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事實簿〉（CIA World Factbook）的排名，2008年香港在世界排137，與烏干達同級。2009年它佔GDP的3.78％，檔次還是稍低於尼泊爾或埃及，我們很難對此誇耀。但既然教育開支一直都這麼低企，其佔GDP的比重這麼小，它也不可能是扳低GDP增長率幾個百分點的元兇。
資本投入大減屬主因
經濟急速轉型會使到港人過去賴以為生的技能或工作經驗完全或部分作廢，例如本來在工廠工作的人口轉行當的士司機，過去的技術便再無用武之地，事事要從頭學起。但香港從製造業轉至服務業的過程早在九十年代初已基本完成，近十多年經濟轉型的速度不見得比前快，經驗作廢的情況未必來得太迅猛，我不相信經驗折舊會是香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
技術及管理水平是不是元兇？也不可能。香港投入科研的經費一直都似有若無，在GDP 0.1％的水平徘徊，它的正面或負面影響力都不足以把GDP的增長率改變這麼大。
剩下來便是資本的投入這一因素了。1997年香港的境內總投資率（即投資總額GDP的比重）是33.1％，2009年降至20.88％，如此大的變化足以大幅減慢資本積累的速度，香港經濟增長放緩也就不足為奇。
為什麼投資率有這麼大的變化，而這變化是否只屬暫時性？附圖可助我們了解這些問題。
圖中有兩條曲線，上面一條是1965至2010年香港境內總儲蓄率（GDP減去私人及公共消費開支後佔GDP的比例），下面一條是境內總投資率，這兩條曲線足可被視為過去半世紀香港經濟史的撮要。在這兩條曲線中，我為了突出長遠的變化趨勢，所以用了五年的移動平均。先看看投資率的曲線。
從圖中可清楚見到，投資率從六十年代至今經歷過三個周期。第一周期是六十年代後期投資率急劇下跌至不足GDP的20％，這應該與1967年香港暴動及內地文革的影響有關，投資者對香港前景不明不敢大手投資。但七十年代卻是香港的黃金拚搏期，嬰兒潮出生人口步入青壯年，意氣風發，石油危機也只能使投資率上升的軌迹短暫地停下來。有說七十年代下半葉投資率的增長是拜建設地鐵所致。這也許是部分原因，但當時分幾年總共投資50億元建地鐵，卻只夠把投資率推高一個百分點。
第二個周期始於八十年代初的大跌，及後在八十年代中開始穩步上揚，至1997年時投資率已重回30％以上。八十年代初的下跌也許是因為中英談判，前景不明，港人信心不足紛紛移民，再加上港商轉移陣地把資金搬到大陸設廠所致。但其後「前店後廠」格局漸成，香港經濟找到新的出路，移民回流，投資率也就上升。建設機場也把投資率推高兩個百分點左右。
投資吸引力下降非一日之寒
第三個周期從1997年開始，至今未見完成。到目前為止，整個周期基本上都是沿着下降軌迹移動，究竟是一沉不起，還是快將反彈，暫未可知。有一點要注意︰投資率下降主要是因為私營企業不願多作投資，公營投資率雖也有從1997年的5％下降至2009年的3.5％左右，但私營投資率跌勢更急，從1997年的28％跌至2009年的18％。為什麼會這樣？
投資的先決條件是要有資金可投，若港人沒有儲蓄，便要靠境外人來投資了。但港人的儲蓄率一直不低，圖中可見，自七十年代中以後，香港的境內總儲蓄率大多高於GDP的三成，亦高於投資率。由此可見，港人十分重視保障自己的未來，但儲得錢後，並不見得會願意把錢都留在香港投資。有時儲蓄率與投資率差別很大，反映外流資金不在少數，近十多年尤其如此。這顯示出投資者並不認為在香港投資十分吸引。圖中亦可見，儲蓄率高企時，投資率往往會下沉。對前景信心不足時，人民會通過多儲蓄來保障自己，這時投資率低便不足為奇。
香港的投資吸引力下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有大量低技術勞工，移民政策卻仍在不斷增加他們的數量。這批勞工的生產力與內地的技術勞工相差不遠，但要求的工資卻是數以倍計。懂點經濟學原理的人都會知道，若香港與內地勞工在同一市場內競爭，工資的差距不可能持續，資金會用來僱用較廉宜的勞工。正因如此，香港的勞工惟有轉到不用與內地勞工直接競爭的本地服務業中去。但香港若不能從外地賺到足夠多的錢，對本地服務業的需求便十分有限，「塘水滾塘魚」，投資在本地服務業上，格局有限。
中級教育水平亦面對激烈競爭
除了低技術勞工出現困境外，中級教育水平的人一樣要面對激烈的競爭。中國的高等院校現在每年有高達600萬的畢業生，為其適齡人口的三、四成。這批畢業生與北大、清華的相比，當然大有差別，但他們便比不過號稱也是擁有高學歷實則是重量不重質教育政策下出產的香港副學士嗎？（後者若是質量並重怎地對他們的教育投資這麼低？）副學士的擁有者一樣會理所當然的要求遠高於內地高等院校畢業生的薪酬，在直接競爭中幾乎必然會因薪金而被殺下馬來。他們的出路於是與低技術勞工相差不遠，要託庇於本地服務業中。但若缺乏足夠大的賺外面錢面對世界的行業，本地服務業根本撐不起來，對它的投資必然有限。
投資在面向國際的行業不正是解救困局的方法嗎？這說來容易，做起來卻難。香港最有競爭力的兩個行業是進出口業務和物流（佔GDP 27％左右）及金融服務業（佔GDP 18％左右），但前者面對內地港口的競爭，發展已見放緩；後者競爭力的確很強，但只僱用到6％至7％的工作人口，規模尚未大得足以支持起本地服務業。
在沒有競爭力的大板塊與有極強競爭力的小板塊並存的環境下，工作人口的收入差距會十分巨大，這又會助長仇富情緒的滋長（同輩薪酬遠高於自己，其帶來的挫折感恐怕比看到富豪賺大錢還強得多）。但這又會導致要求加薪或提高最低工資的訴求。事不止此，這類加薪只能在不用直接面對境外競爭的本地服務業中進行，一旦如此，誰又願意對工資成本上升但需求有限的行業投資？香港不破此困局，投資率很難持久回升，經濟也會掉入陷阱爬不出來。
註︰這處用消費者物價指數，不用GDP平減指數，因為後者會帶來誤導性的結果，原因可見去年有關收入分配的幾篇拙作。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