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4日 - 信報
二戰後,電影不單是娛樂,更是文化產業,反映社會現象、民心乃至時代精神,一如文學。怎樣分析和詮釋一部電影?產生了兩個截然相反的理論。其一是法國和美國的電影評論家提出的作者論,指一部電影像一本小說,導演是一部電影的作者。導演選擇什麼題材;表達什麼訊息,採用什麼拍攝手法,都反映了他的三觀和創作意圖。
相反的是,將上世紀西方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的「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用之於電影。德國學者堯斯(Hans R. Jauss, 1921-1997)認為作者不重要,受眾不是被動的接收,而是主動按自身的經驗、文化和時代背景,以及社會狀況去解讀作品。任何作品在受眾欣賞它之前,只是一件成品,未有生命、意義和價值;只有經受眾欣賞及詮釋,作品才被賦予意義和價值。
作者已死
用英國文化理論家賀爾(Stuart M. Hall, 1932-2014)的說法,創作等同編碼(Encoding),受眾負責解碼(decoding)或解讀。文學、藝術和電影必須經過編碼和解碼,才有意義和價值。最極端的評論家如羅蘭巴特甚至認為「作者已死」,作品的訊息純看受眾如何解讀及詮釋。占飛屬調和派,認為作者和受眾都重要。受眾解讀時,可參考作者的創作意圖,但作品一旦面世,作者便失去解讀權,受眾如何詮釋、是否誤解,作者已無權過問。
好作品不會只有單一意義。同一部電影,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會解讀出不同的意義。不同社會、不同時代亦會有不同的解讀。兩岸三地、乃至海外華人看《長津湖》,會有截然不同的解讀。文化研究就是文化產品的解讀史。
接受理論
接受理論指出,解讀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主導(Dominant)解讀,即接受電影製作人及巿場推廣標榜的主題和意義,例如《破.地獄》是講生者超度死者的儀式、生死問題、男尊女卑等等,乃至宣傳所謂的「人生都有很多地獄」。《哪吒2》是個邪不敵正、小人物以弱勝強、儆惡懲奸的故事。《九龍城寨之圍城》亦是類似的武俠故事。兩部片都屬正能量。
第二類是協商(Negotiated)解讀。觀眾接受電影傳達的部分訊息,卻不接受全部訊息,他們會用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經驗去詮釋電影。試舉例:這類觀眾會認為《哪吒2》和《九龍城寨之圍城》的打鬥和動作無甚特別可觀之處,《破.地獄》寫的男尊女卑在香港已經過時。「人生都有很多地獄」亦是陳腔濫調,片中主要角色亦非活在人生的地獄。黃子華的角色,跟2008年的日本片《禮儀師之奏鳴曲》中的男主角,設定太類似,說他活在人生的地獄,有沒有說服力?
另一解讀可以是:《破.地獄》反映了香港許多傳統行業、工藝,因後繼無人而逐漸失傳。要承先啟後,非求變、識變不可。讓女子負責破地獄即是識變。《哪吒2》比喻現實世界正中有邪、邪中有正,哪吒通過鬥爭,明辨是非,得成正果。此片將希望寄託在年輕一代而非以「正義」自居的官僚身上,才是正能量的訊息。
第三類是反對(Oppositional)的解讀,觀眾完全不接受電影的訊息,自行作出不同或相反的詮釋。例如《九龍城寨之圍城》雖然重現當年無政府的九龍城寨生活若干面貌,但只屬隔靴搔癢。將此片故事的背景設定搬到另一處地方,例如調景嶺,一樣講得通,可見以九龍城寨為背景只屬「奇觀」,以滿足觀眾的好奇心和懷舊為賣點。片中忠奸之分,僅在盜亦有道的傳統道德,亦卑之無甚高論。
又如《美聲歌后:瑪麗亞》,究竟導演的創作意圖是如實刻畫卡拉絲的晚年,讓觀眾了解一代歌劇女神?還是以她作例子,寫名女人光輝過後被棄之如敝履、鬱鬱而終?荷里活有不少這類型電影:經典如《紅樓金粉》(Sunset Boulevard, 1950)、比提戴維絲主演的《蘭閨驚變》(What Ever Happened to Baby Jane? 1962);近如雲妮絲維嘉主演的《星夢女神:茱地嘉蘭》(Judy, 2019),情節跟《美聲歌后:瑪麗亞》如出一轍。
荷里活不斷拍這類電影,所為何來?應如何解讀?為了揭露曾經星光熠熠的明星、女神有其悲慘的一面嗎?名成利就的代價就是失去家庭、愛情,甚至性格扭曲嗎?抑或「人生都有很多地獄」,荷里活這個夢工場或者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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