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2日 - 信報
編按:張忠謀1987年創辦台積電,引領台灣在世界級半導體競賽中勝出,他優越的領導力與擘畫眼界,固然令外界好奇;1931年生於浙江寧波,經歷二戰的顛沛苦難,繼而赴美求學,其傳奇一生同樣不容錯過。本報獲台灣「天下文化」授權,連載由張忠謀親撰的《張忠謀自傳》上下冊摘要內容,供讀者分享。
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
18歲以前,我已逃了3次難,住過6個城市(寧波、南京、廣州、香港、重慶、上海),換了10間學校,歷過槍炮(香港)和轟炸(廣州、重慶),穿越過戰線(自上海至重慶);我曾有無憂無慮的童年(香港),也嘗到了慷慨激昂、抗戰時期的中學生活(重慶);更嘗到了離家去國,不知歸期的悲哀(自香港去美國)。
19歲入麻省理工學院,在這最高理工學府裏學我的謀生本領。
24歲進入半導體業,那時半導體業本身才只有3歲。
27歲進入一家正值黃金時代的世界級公司──德州儀器公司,與積體電路發明人基比喝咖啡、談研究,眼見他發明積體電路。
30歲重拾書包,到史丹福讀博士,在大師前充實自己的半導體學術基礎。
33歲博士學成,抱着滿懷希望和期待,回到德儀。
那幾十年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在中國,在美國,在半導體業,都是「大時代」。
是我的青春;是半導體業的青春;也是美國成為超級強國後的青春。即使在古老的中國,在抗戰幾年中,也嗅到了強烈的青春氣息。
寫傳的遠因與近因
美麗的懷念,並不足以使我提筆寫自傳。提筆的決定仍有它的遠因和近因。
遠因是少年時代的作家夢。在香港的小學、重慶和上海的中學裏,總有六、七年的幼少年光陰,癡心想以寫作為終身工作。作家夢在高中畢業前,就被父親淡淡的一句「會餓肚子的」而打消。高中畢業後到美國求學,以後在美國三十幾年,非但極少寫中文,甚至連讀中文書報的機會都很少。十幾年前到台灣,又開始以中文為主語,少年的作家夢只成回憶。有時自己問自己:「我還能寫長篇中文嗎?」
直到兩年多以前,友人虞有澄兄邀我替他的新書《我看英代爾》為序。他說:「2000字左右就夠了。」但我讀了他的原稿後,對他寫的那一段英特爾歷史頗有所感,便盡一個星期日的時間,信手寫了四五千字。這是我幾十年來少有的中文「長篇」,寫起來似乎還算順手。
幾個月後,虞書出版人高希均教授來找我。高教授認為在我平生經歷中,定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可以用自傳的方式與讀者同享。高教授還說,如果我不願自己動筆,可以用口述方式,讓專業記者代筆。我不大喜歡口述方式,因為我過去看到這類傳記,總覺得它們欠缺了一份傳記主人翁的感情。但如果要我自寫,這又是多麼大膽而費時的嘗試!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和時間呢?所以我好幾個星期沒有給高教授答覆。
就在這時候,有一天晚上重翻喜愛的海明威文集,翻到他的短篇小說《雪山盟》。小說主人翁是一個作家,在非洲吉力馬札羅山腳下得了壞疽,不能行動,望着蓋滿白雪的山峰等死,以下是他垂死前的縹緲之思:
現在,他再也不能寫那些故事,那些他儲存起來,預備在他能寫得更好時要寫的故事。也許,至少他沒把它們寫壞。也許,他永遠不能寫得更好,這才是一直拖延不寫的原因。總之,一切都不知道了。
拖延的結果,原來竟是生命末頁的無奈和不確定感!讀了這段故事後幾天,我就接受高教授的邀請,預備自己動手寫自傳。
答應是答應了,但每提筆就後悔:答應得太貿然了!對我來說,追憶是一種享受;動筆卻是煎熬。許多夜晚和周末,我坐在書桌前,拿着筆,對着一張白紙發呆。多少感情洶湧滂湃,但被阻塞在這支短短狹狹的鋼筆裏,不能盡情揮灑在白紙上。包括找資料的時間在內,這本自傳大約花了幾百小時。
經過五六十年的時光,那麼多次逃難,那麼多次搬家,18歲以前的資料非常少了。這是很可惜的事,因為那時期正是我想做作家之時,日記和寫作不少。但16歲前的日記已蕩然無存,作文只剩下幾篇,還虧重慶南開中學居然保留了幾十年,在幾年前登載在校友回憶錄裏。現在讀起來,那些文字雖然稚氣,卻喚回了不少回憶。失去的作文中尤其可惜的,是我自上海跋涉五十幾天到重慶後寫的一篇旅記,記得當時父母親還驕傲地傳給他們的朋友看。
十六七歲在上海時的日記,奇蹟地在二十幾年前出現在父母親紐約的家。那一段高中畢業前後,共軍已節節逼近上海的往事,現在讀起來,猶如隔世。18歲後的資料較多,但也不很豐富。最有用的資料還是常斷偶續的日記。
投奔自由區 上海至重慶
在國共內戰的亂世中,我從中學畢業了。畢業那晚,我和幾個相熟同學慶祝,大家喝了不少酒,盡情地歡樂。我們租了一條船遊黃浦江,滿天繁星下,遠遠的上海如醉如夢,同遊中的一人大喊:「黃浦江,我們還能在這裏住多久?」
1943年3月下旬,我們自上海出發,出發時只知道大概的途徑,至於整個旅程要多久?用什麼交通工具?路上住什麼地方?都只有父親打聽來的不完全、又不確定的情報。旅程的第一段是最可靠的一段,就是坐火車到南京,再轉火車到徐州。徐州那時在日軍手裏,但很接近國、日交戰的前線。通過徐州後的目標是洛陽,洛陽在國軍手裏,所以自徐州到洛陽,要穿過戰線。
從徐州到洛陽,我們用盡各種不同交通工具,能搭卡車時搭卡車,有黃包車或三輪車時搭黃包車或三輪車,沒有任何車輛時就走路。穿越前線時,我們當然選擇一段無戰事的前線,但也絕不擔保一定不會有槍炮,那一段是完全走路的。從徐州到洛陽的旅程花了好幾天,每晚或在小旅店、或在小店、或在廟宇投宿。
戰時在接近前線的地方,常有軍隊來檢查旅客,記得有一天晚上,來檢查我們的居然是國軍,父母親的笑容在離開上海後,第一次顯露出來了!
洛陽是古都,也是我們到自由中國的第一個大城市。我們在這裏休息了幾天,也順便去尋訪古蹟。從洛陽到西安有火車,但這一段還需冒一個險。因為火車經潼關時,日軍的炮位正在黃河的對岸,聽說每月總有好幾次要對火車射擊,所以鐵路局派在這段行走的火車,都是最舊的火車,即使被擊毀,損失也不致太大。這一段路程號稱「闖關車(闖潼關)」,都在晚上行駛。記得我們乘「闖關車」那晚,到了危險地段,火車速度突然增快,車廂全黑,雖擠滿了人,但大家都屏住氣,突然無聲,耳中只聽到火車瘋狂前進的「卡搭搭、卡搭搭」聲。過了一會,火車緩慢下來,車廂燈光復明,大家知道危險期已過,興奮地歡呼起來。
從洛陽到西安要經過黃河平原,少年最深的印象是:在戶外停留不久,臉上、衣服上就是一層黃沙。黃河平原是許多朝代的發跡地,也是古代兵馬馳騁之地。那時我已讀了一點歷史,從火車窗口眺望,常有懷古之情。
在西安,我們住在西京招待所,這是離開上海後,第一個比較舒適的旅舍。西安有不少名勝古蹟,我們也去附近的華清池,重尋千年前唐明皇和楊貴妃的遺跡。那時大家對「西安事變」記憶猶新,我們也去訪尋事變的遺蹟。在西安又住了好幾天。
西行至此,下一個目的地是成都,從西安到成都沒有鐵路,只能乘大卡車。那時的大卡車理論上只運貨,不載客,但司機常「捉黃魚」,也就是偷運客人,收費為外快。乘客坐在露天貨物上面,非但顛簸得很厲害,而且如果不用力拉住綁貨的繩子,還有被顛出車外的危險。西安到成都的公路狹窄而且險陡,當時我深深地領會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道理,但是沿途山景極為雄壯。
成都是古蜀國之都,對喜歡《三國演義》的我,當然又是一個喜悅的經驗。從成都到重慶,我們坐公共汽車,那時已近最後目的地,我們都非常興奮。自上海到重慶,一共走了五十幾天,這是一個很辛苦的旅程,沒有好的交通工具,除了幾個大城市外,也沒有好的住的地方,但是我們終於由淪陷區抵達自由區,心頭有說不出的興奮。
寫至此,不禁把那次旅行與現代旅行作比較。現代旅行中,每一刻的行程都預先計劃,每段的交通工具、住宿處都在充分掌握中,總要求最高的舒適和享受,與當時的情形真是天壤之別!過去的幾十年人生中,我早已旅行百萬里,但無論近年來的旅遊如何舒適,甚至奢侈,最令我懷念的、對我最有意義的、腦海裏刻下最深印象的旅程,還是我11歲時,從上海到重慶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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