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2日 - 信報
消費不等同零售。消費（consumption）的定義較廣，其附屬下層包含了商品（goods）與服務（services），零售（retail）則多界定為商品消費。定義不明，以致討論失焦，影響很大。當前香港所謂谷消費、谷市道，正狹義理解為谷零售，忽略了服務消費。對此，筆者已多番撰文論述。詎料，在香港認真區別看待之前，遠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則於三中全會後出台了《關於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全面、詳細、系統地就此提出20點意見。對某些人來說，相關文件或不值一看，反正逢中必反；但客觀兼務實地言，放下政治成見或偏見，這對亟欲谷消費、谷市道的香港，無疑帶來了重大啟示。
常云，今非昔比，由旅客到市民的消費模式已變，業界好應與時並進。所謂改變，一般集中在旅客不再買買買，特別是血拚奢侈品，以及港人北上消費和外遊消費趨熱，本地店舖人去樓空。前文〈消費統計 落後時勢〉（2024年7月11日）和〈變──變強「新平台經濟」〉（2024年8月1日）已提出，內地客在港消費降級早非今年的事，而可追溯至10年前，即海南放寬免稅政策時。換言之，更準確的形容乃內地客「消費轉移」。至於「北上消費」，本地購買物也一早被「網上消費」蠶食，油尖旺等個別商場和街道的沉寂，眾所周知不是今日之事。事實上，由文首強調的「服務消費」，到包括網上消費在內的廣義「平台經濟」，社會各界絕對應予以更大重視。一來，此乃未來世界大勢所趨，相關消費規模並已超過商品零售；二來，香港於此發展亦具潛力，要催旺消費市道實在缺此不可。
各位不妨先回想一下，過去一個月或一年內，究竟在商品消費和服務消費分別花了多少？
查統計處的零售銷貨總額分項中，今年上半年耐用品的涉額最多，約為276億元。且算一算，期間你在家電、汽車等耐用品消費了多少？對上一次消費又是什麼時候？其餘等而下之消費最高的項目，分別是奢侈品、衣履和超市，涉約265億元、230億元和250億元。再算算數，你多久買衫買包包買手錶一次？至於逛超市又通常花費多少？值得一提的是，社會老齡化也會影響消費，譬如長者們的置裝費通常會減少。
以上統計乃按零售商來劃分，統計處還有按開支權重來衡量消費──這就是關於消費物價指數的重訂基期調查，當中且有按商品和服務來作分類。相關調查每5年進行一次，最新一次是2019/20年度，當時佔住戶開支最大的乃是住屋，高佔40%──留意，由於相關服務的購買來源不是零售商，所以不會納入零售統計。另一消費大戶乃是佔27.4%的食品──當中，基本食品佔10.4%，外出用膳及外賣的服務則佔17%。排名第三是佔14%的雜項服務，這包括了學費、醫療、理髮、美容、健身、電影娛樂等──不消說，相關服務又不計入零售裏，除非學校和醫院等當作零售商看待。之後的開支項目相對零碎，分別是佔6.2%的交通、佔3.3%的雜項物品、佔4%的耐用物品、佔2.8%的水電燃氣、佔2.4%的衣履等。可見，單計住屋、餐飲服務、雜類服務，已佔住戶開支高達70%，至於耐用品和衣履等加起來，居然都不及交通開支，足以反映服務消費不容低估的重要性。退一步言，即使完全撇除住屋計算，上述服務消費亦佔整體消費逾半份額。
着眼幾巴仙 見樹不見林
換言之，在討論消費時，各界僅聚焦在只佔數個巴仙的商品零售消費，是否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單看市面人流甚至收銀枱人龍，現已無法觀察到消費市道全貌。
事實上，消費物價指數基期已納入網上消費即平台經濟的影響。相信大家心知肚明，市民現在的網上消費，主要購買來源均非本地，而是境外。此所以，網上消費的比例愈高，意味愈多消費流向別人田，用手指滑動的消費流失，料早超過用腳步走出的北上消費。
可惜的是，由於截至2019/20年度才首次納入網上購物，故數字缺乏時間上的可比較性，只能在不同項目之間作出比較。當中，租金方面的網上購買比重是零，這不難理解。外出用膳及外賣的網購比重是3.9%，相信這仍是本地消費為主。至於男女裝外衣佔比則約15%，嬰兒衣物和其他衣物更逾20%，究竟多少屬於本地消費呢？答案不言而喻。由整體衣履到家庭電器、影音器材等的網上比重都超過10%，電影娛樂亦然，即使相關消費涉及本地商戶，也不排除是由非本地品牌或供應商提供。可以說，衣履、耐用品佔消費開支的比重已經偏小，網購流行還恐要跟境外商戶分一杯羹。再者，疫情令宅經濟倍加普及，今日網購比重肯定有增無減。
凡此種種，都說明了當前零售統計何其不全面，無法反映整體消費的全貌。《意見》所列20點，不單對內地服務消費的發展作了通盤考慮，某程度也可作為香港推動服務消費的藍本。
首先，《意見》在分類上，劃分出餐飲住宿消費、家政服務消費、養老託育消費、文化娛樂消費、旅遊消費、體育消費、教育和培訓消費、居住服務消費、數字消費、綠色消費、健康消費，這種分類無疑比香港的細緻得多。而且，《意見》針對每一分項都分別提出發展策略，單計這部分已涉逾2000字，因此本文也無法全文盡錄。跟筆者一再呼籲的觀點相符，《意見》第20點還提出提升統計監測水平，加強服務消費數據收集和分析預測，包括加大與第三方支付平台、研究機構合作力度，這不單較香港先進，也跑前許多其他尚未重視服務消費的地方。其餘各點，還包括創新服務消費場景、加強服務消費品牌培育、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強服務消費監管、完善服務消費標準等，筆者且點到即止，否則本文就太過黨八股了。要說明的是，內地對服務消費已甚重視，反之香港則仍在耍盲拳般。
制定全面詳細及系統政策
其實，香港不是沒有發展服務消費，不過就沒一個全面、詳細、系統的發展策略，包括連相關統計都欠奉。
「盛事經濟」便屬其一，涉及的正是旅遊、文娛、體育之類消費。不過，盛事經濟本身究竟納入長期政策，抑或份屬短期提振，當局似乎還在摸着石頭過河。就連備受讚頌的無人機表演，也是遲至演出前一兩星期才有預告，而無法做到提前兩三個月甚至齊備未來一年的時間表──試問，旅客怎樣更好安排行程甚至專程來港欣賞？當前好大程度是湊巧來到香港，又或湊巧當天在海旁附近遊覽，才會湊巧順便停留欣賞罷了。
若干年前曾提過的六大優勢產業，當中的教育、醫療某程度也屬服務消費。可惜，當發現凡此種種又陷供不應求的香港老毛病，為了保障本地需求優先滿足，當時社會共識是拒絕產業化、商營化；問題是，經此滑鐵盧後，今時今日又能否重新提上議程加大發展？一方面，教育產業已在市場化下茁壯成長，補習社和興趣班等蔚然成風，就連大學都被批評「學店化」。另方面則令人遺憾，由睇病到睇牙，卻又成為北上消費的一大磁石，連帶亞洲不少城市的醫療旅遊都日益成熟。除了商品消費，究竟服務消費有沒有得到政府及社會的應有關注，兼而制定出長遠發展策略？一如前述，人口老化對零售的影響或是負面，儘管會提高輪椅、拐杖等的需求；然而，對服務有正面影響，醫療產業既是其一，醫療保險也會利好金融，月費成千上萬元的護老院更如生金蛋一樣，相關銀髮經濟過去談了許多，但當局有否高效推動？抑或僅視之為福利政策而非一項產業？
筆者常說，香港每每病在供不應求，住屋如是，醫療以至文娛、體育亦然；相反，內地則常供過於求，以致衍生「鬼城」及空商廈、空車站等。饒是如此，《意見》也針對供應環節，提出了許多新方向：在養老託育消費方面，要利用空置場地新建、改擴養老託育機構，推動降低運營成本；在體育消費方面，要盤活空置場館場地資源，引導改造舊廠房、倉庫、老舊商業設施等，增加體育消費場所；在文化娛樂消費方面，要擴大文化演出市場供給，提高審批效率，增加演出場次；在餐飲住宿消費方面，要盤活農村閒置房屋來發展鄉村酒店、客棧民宿……
香港除了老齡化威脅嚴峻，少子化問題同為長遠計時炸彈；推動養老託育消費與產業發展，既有利於催谷經濟內需，更可一併解決社會民生問題。於此，能否在供應面上多做文章，如《意見》指藉以推低運營成本，繼而降低養老託育的消費門檻，令服務更普及、令更多人受惠？
資助外傭服務養老託兒
筆者早前撰文提到一個大膽構想：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即使政策上要推動多子化，但毋庸置疑的是，香港無必要維持昔日學校數量，部分學校用地既有條件亦有必要騰空作其他用途，包括轉型至提供託兒相關服務，或因應老齡化而變為提供護老相關服務。配合本地勞動力供應不足，尤其新一代不願從事護老託兒等藍領苦差，有鑑於當前市場早已利用外傭來滿足相關需求，有關當局誠可依循市場辦法，將現時主要僅由中產消費的外傭服務，擴大至由公帑補底基層以至小康亦可享用。
綜合來說，就是建立類似「在原來學校用地上為外傭提供住所，以就近提供養老託兒服務」。首先，居家安老既是政策目標，亦是長者們的心願，畢竟絕大多數人都不願入住院舍，另外，託兒服務也有就近提供的需要；所以，在社區內把過剩的學校改變為養老託兒服務中心，實有地理優勢。其次，基於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普遍不高，加之不少家庭尤其長者不願有外傭入住，最新南韓在放寬輸入外傭時，便僅要求外傭入住宿舍，而新加坡亦一直以此辦法輸入外傭；香港亦可從法例上放寬外傭須與僱主同住的要求，改為外傭可以入住政府指定居所──即由學校之類改建而成的宿舍，就像把疫情期間的隔離中心改為供外勞建築工人入住般，當可大大降低外傭來港服務港人的門檻。當中的外傭住宿及服務費用，不一定是由公帑全包，而可指定分級讓低收入家庭以較低價格埋單，甚至乎為了鼓勵生育、扶助護老，還可以把有新生子女或老邁長者的家庭納入合資格對象。有別於現時「一外傭對一家庭」，以上模式尚可「一外傭對多家庭」，從而把服務收費加倍遏低──譬如由一對一改為一對二，理論上成本已可減半。
只要每個小社區都新設一所類似的外傭服務平台，假設每個中心可容納200名外傭，已可解決區內數以百計家庭的養老託兒需要。相信無人否定，當前香港的「以老養老」和「不生不育」情況已很嚴重，想方設法特別是開創新法、善用土地去提供服務平台已很迫切。
善用學校地 更有益社區
沒有土地，許多措施都無從談起。每個社區總有剩餘的學校，這絕對是個重大土地供應來源；由財富再分配，到各項資源與利益的合理分配，政府皆扮演重要角色。學校土地資源是否用得其所？除可改撥更有迫切需要的養老託兒以至家政消費服務平台用途，如前文〈巴黎奧運會 香港大贏家〉（2024年8月8日）述，在周六日亦可把閒置場地用作體育場館，以供本身學生或鄰近市民作體育消費；亦可以把課室供予其他補習社或興趣班，撥給商業使用促進教育消費，包括為運動員開班授徒增加收入來源；因應醫療需求愈來愈大，即使學校地塊偏小，撥作門診、眼科、檢查等用途亦有極大助力，現時便有疫情隔離中心改為提供放射診斷服務（包括電腦掃描及磁力共振等）。學校地方之所以重要，既因為面對着學齡兒童銳減的客觀現實，亦由於廣泛見諸各個社區方便就近提供服務，何況許多還屬政府土地而非私人擁有；當然改劃用途的過程複雜，但只要社區明白到改劃的益處，特別是能夠讓居民直接受惠，相信主流民意到底是會支持的，任何阻力皆可迎刃而解。
「香港不鬥平」，某程度錯得交關。一來，市場上已見為挽留顧客而多了減價。二來，推低經營成本必然有利於香港這個平台，這包括要增加土地、勞工等的供應來遏低價格，箇中好處還在於降低市場准入門檻，包括優化「創造性破壞」條件，好使供應更有條件增量提質。簡單一例：難道香港的簡單低稅優勢又不是「鬥平」嗎？倘不「鬥平」，是否意味有條件升稅一倍都可客似雲來？
谷消費，不限谷零售，還要谷服務，以至谷平台。怎樣谷？需求面以外，供應面也很重要，而供應亦會聯動成本、聯動准入門檻。這幾句話，實足總括本文洋洋幾千字；問題是，中央政府看到新形勢、新發展了，香港各界有沒有看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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