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9日 - 信報
歐盟立法者最近就一項減輕人工智能（AI）對人類所構成風險的里程碑式法規達成了臨時協議，其他國家似乎也有意仿效，但這項法規並未解決AI可能帶來其中一個重大災難──大規模失業和收入不平等加劇。監管無法在不抹除AI帶來各類潛在好處（生產率大幅提升和創造巨量財富）下消除這些風險。因此，必須制定政策在這些災難發生時對公民予以補償。
首先必須明確一點：我們不反對監管AI，惟正如人們採取雙管齊下的方式來保護易受洪水影響的房屋（修築海堤外還提供洪澇災害保險），政府也必須提供收入不平等保險（inequality insurance）來確保財富差距不會被AI拉闊。儘管未來行政當局可能修改此類計劃的條款，但削減那些廣泛享有的福利是存在政治難度的。
這方面的不祥之兆早已顯現。今年，荷里活演員與編劇曾舉行了60多年來第一次全行業罷工，他們主要訴求之一就是保障自身免受生成性AI的影響。AI勢徹底改變從醫生、律師到出租車司機和收銀員等各類人士的就業，同時產生的總產量增長將不平等地分配到人們身上。那些創造和擁有這些發明的人可能積聚巨大財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勞動力成本的削減。
人們也傾向於相信AI將把大量勞動力變成快餐店員工式的低級勞動者，就算是這些低級工作也在逐步自動化，或許人們還能提供其他低價值服務，不然長期失業者的數量就繼續增加。無論是哪種情況，收入差距擴大幾乎是板上釘釘。
政策制定者可通過改革稅收制度來限制甚至防止由此導致的不平等惡化。比如一旦不平等狀況超過了一定程度就自動上調高收入者的稅率；又可每年對收入最高的1%人群徵額外稅項，以確保他們在國民稅後總收入中所佔份額永遠不會超過當前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AI導致不平等狀況的真正災難性增長（比如最富有的1%人們獲得了整個國家的所有稅前收入），那麼，稅改所能達到的作用或許有限。以一個收入最高那1%的人賺取了20%稅前收入（大致是當前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為例，如果這一群體利用AI最終獲得了整個國家的所有稅前收入，則需要按80%的稅率徵稅，然後把稅收重新分配給餘下99%的人，才能實現當今的稅前收入分配狀況；而為政府運作提供資金並實現當今的稅後收入分配則需要更高的稅率。鑑於如此高的費率有機會遏抑工作意願，我們不得不採用部分不平等保險，類似於在傳統保險單上設置免賠額以降低道德風險。
這種一面倒的收入分配不太可能出現，而在不那麼極端情況下完全或幾乎完全不平等保險，則可能實現且有充分依據。即使這一思想實驗突顯了我們方案的一個缺陷（無法在災難性最大下提供全面保險），但也指出了在稅收體系中建立某種形式自動保險的重要性。畢竟大多數人都會贊同在經濟不平等確實加劇下，頂端那1%的人應當承受比目前高得多的稅率。
為了應對AI可能帶來的大規模失業，許多人──從1943年的Juliet Rhys-Williams到2018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都提出要實施全民最低基本收入保障。其他經濟學家，比如諾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則建議通過擴大低收入家庭的負所得稅或調整企業稅扣減額來補貼工資。無論如何，這些方案都需要資金支撐，而在稅收制度中建立不平等保險，可能是一個長期的調整舉措。
迎接潛在災難
我們的提議並未要求對人們可以賺取或儲蓄的金額設定上限，我們亦並不幻想建立不平等保險在政治上是件易事。然而，不平等擴大的風險已經大到我們必須一試。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Louis Brandeis所說，民主制度和巨額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狀況只能二選一。
有兩方面使我們的提議在政治上比傳統稅收更可行。首先，不平等狀況的上限值可設定在當前水平之上，這意味着保險不會即時觸發生效。心理學家發現，人們在決定遙遠的未來而非當下行為時會更理想化，因為選民們不知道他們未來會落入哪個收入等級，可能決定支持基於抽象道德原則的不平等保險。
其次，如果保險被觸發生效，受益階層的人數將遠遠超過支付較高邊際稅率的最高收入者。事實上，從1%的人那裏轉移的財富應當流向收入最低的那一半人──當然或許也會與收入較高的人分享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一旦保險生效，這項立法或會最終降低大多數勞動者所要支付的稅額。
當我們中的一位在20年前首次提出要明確定義稅率以設立保險防範極端不平等狀況時，它是一個好主意，事到如今則成為了一個更迫切的想法。倘若要獲取AI的益處，我們就必須為財富和收入差距的潛在災難性擴大做好準備。
作者Ian Ayres為耶魯大學法律與管理學教授；Aaron Edlin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和法學教授；Robert J. Shiller是201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美國房價Case-Shiller指數的創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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