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5日 - 信報
北上消費愈來愈熱，香港市道持續堪憂，連帶公共財政亦慘──此為現時坊間普遍共識。事實真箇如是？抑或問題更加嚴峻？本文試圖透過3張統計圖表，分別從現象、原因、影響3個層面，去解構上述三大迷思。
「消費流失論」正確嗎？
北上人流較南下旅客多，肥水流向別人田的影響肯定負面，甚至乎，有指通關反而不利市道，因為困獸鬥更有助留住消費。
對此「消費流失論」，前文《北上消費與「智商稅」》便已提出，以人流計算的淨流失，有別於以消費金額計算；其中，由於缺乏最新資料，故坊間不得不援引遠至2015年的數據，以當時港人北上人均開支860元為準，由於10月份有535萬人次北上，故得出總流失消費額逾40億元。然而，計出不計入肯定不妥。同月內地客南下人次，即使只有出境的一半約270萬，但按更貼市的2019年旅發局研究顯示，不過夜與過夜內地客在港人均消費分別為2198元和5990元，即相當於港人北上約2.5倍和約7倍，也就是說，即使以不過夜客的下限金額計算，所涉的近60億元已高出北上消費50%，而假設經機場來港的皆是過夜客，其餘全屬不過夜，總南下消費額更達70億元，亦即多了75%。
當然，內地客來港消費模式已變，2019年的數據作不得準，但同一道理，2015年港人北上資料，套諸今日亦不準確；無論如何，單憑南北向的人流出現逆差，無視金額層面的計算，就斷言通關利淡多於利好，無疑是個嚴重謬誤。
本文要分享的【圖1】，不是基於不貼市的陳年估算，而是統計處本月初剛公布的食肆收益實數。如前文述，北上消費必然帶來消費力流失問題，即使南下的流入金額可能更多，挽留市民留港消費到底有益市道，特別是對餐飲業而言，因周六日每多一人離境，就意味本地食肆少了幾餐需求。
究竟近來香港食肆表現如何？最新9月份全港所有食肆的收益為86.26億元，按月減少6.6%，幅度不可謂不大。但有幾點值得留意，一是9月份乃食肆傳統淡季，尤其暑假剛剛結束，譬如疫前2018年和2019年同月皆錄按月跌幅；二是撇除新年效應，自3月起整體食肆收益每月都企於90億元以上，不見得隨着通關後北上消費愈來愈熱，食肆收益因此大幅倒退；三是疫情3年的9月份食肆收益，分別為63.7億、81.6億、78.2億，比較起來，今年表現無疑更為優勝，而期間除了2020年1月即疫情尚未襲港，沒有一個單月的食肆收益是超過90億元。由此看來，何來通關復常對食肆更加不利？儘管食肆收益還未恢復至疫前水平，但也肯定勝過通關受阻時。
當然，宏觀數據如是，不等於微觀各間食肆同樣得益，否則就是「以全蓋偏」。按食肆類別劃分，包括酒樓、茶餐廳等的中式餐館乃是輸家；疫情之前，首9月該分項的月均食肆收益企於40億元之上，惟最新首9月則降至34億元，亦即僅恢復疫前八成左右。
另一無可爭議的輸家則是酒吧，跟疫前月均收益介乎13億元至14億元相比，今年以來月均僅約10億元，反映相關需求遠未回來。不過，非中式餐館、快餐店，以至外賣店、咖啡店、飲品店等的雜類飲食場所，收益不單完全恢復，且還稍稍勝過從前。不同人對市道的「體感溫度」各不相同，但如過分放大某食肆生意倒退來引證市道變差，則犯了「以偏概全」謬誤。
「中產流失論」正確嗎？
由於對現象的把握已存偏差，對現象背後的解釋當然容易有誤。不少人便傾向把「移民潮」與香港市道變差扣連一起，包括歸咎許多中產離港他投，以論證「消費流失論」的正確。然而，這會不會一錯再錯呢？
香港人移民增加乃是不爭事實，但當中是否中產佔多，以致中產亦現淨流失？前文《青年人口減少的真相》已從青年一環切入，因應《202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青年》的數據較為齊全，得出除移民因素外，早年的低出生率才是青年人口減少的第一大推手；另外疫下亦有不少非本地出生青年流走。以特徵劃分，所流失青年多為相對低收入的，因月入6萬元以上的青年人口，從2016年約2.4萬人不減反增至2021年的4萬人，連帶月入1.5萬元以上的各收入群組皆一律增加，合共多了近10萬人，反之月入介乎1萬至至1.5萬元的則減15.6萬人，月入8000元至1萬元的亦下跌約4.5萬人。
當然，低收入青年少了、高收入青年多了，或是經濟向好及通脹向上的結果，但毫無疑問，從人口構成角度看，消費力不見得因此流失。青年如是，香港整體人口若何？結果大致相同，整體中產人口不單並無減少，而且大幅增加。
【圖2】是統計處按每月就業收入劃分的就業人數分布。以最新2023年6月至8月的數據，比較疫前即2019年的同期狀況，清楚可見高收入人口增加、低收入人口減少。其中，就業收入超過1.8萬元的，所有群組的人數均全線向上，尤以6萬元至8萬元的增幅最大，涉約4萬人（30%）；就業收入2萬元至2.5萬，以及2.5萬元至3萬元的兩群，亦分別增約4萬人。至於跌幅最大的，則是就業收入介乎1.2萬元至1.4萬元的，減少了逾11萬人，其次是4000元至5000元的，跌逾10萬人；整體地看，就業收入少於1.8萬元的，幾乎所有分組皆錄得人數下跌。換言之，在整體就業人口減約16萬人的基礎上，收入1.8萬元以上的增加了23.4萬，收入1.8萬元以下的下挫39.2萬。那麼，香港中產人口究竟是減少抑或增加？
有沒有香港中產移民流失？肯定有。然而，香港中產人口並無出現淨減少。一如前述，這或是經濟向好及通脹向上，以及「高才通」吸引不少高收入者來港所致，所以中產階層錄得了淨增長。然而，再從人口結構角度看，低收入青年和低收入人口，才是近幾年人口減少的最主要群體，高收入中產反而是增加了，此乃不爭的事實。
「財赤高危論」正確嗎？
話說回來，儘管香港今年經濟可望增長3.2%，餐飲市道和市民收入亦非坊間想像般惡劣，可是，股市、樓市疲不能興，即使政府順應民意減稅減辣也收效不彰，在地價和印花稅收入不似預期的基礎上，庫房再現財赤已是鐵一般的事實，赤字規模甚至過千億元。饒是如此，「財赤高危論」又是否站得住腳？
外圍經濟貌似不俗，但頗大程度只是財策支撐的虛火，這雖有效對沖了幣策收緊的打擊，市場人士已愈來愈憂慮財赤過大的長遠風險──類似憂慮並非香港獨有，其他地方潛在危機甚至較香港更高。
【圖3】是IMF提供的各地財赤率走勢和估算。疫下香港受累經濟下滑而稅收減少，加上須祭出逆周期措施提振需求、紓解民困，故2020年錄得相當於GDP約5.5%的財赤，翌年縱使短暫地錄得輕微財盈，但去年又出現4.6%的財赤率，展望今明兩年皆會赤字，惟幅度料收窄到3%和0.4%，預料2025年才重新浮上水面。
可是，美英財赤問題較香港嚴重得多。首先，在疫情最高峰時，兩地的財赤率一度突破10%，其中英國翌年僅收窄至7.7%，美國則進一步惡化到11.4%，比較之下香港財赤堪稱小巫見大巫。其次，展望今年以至未來幾年的財赤率，據IMF估算，兩國亦不見得能快速恢復至疫情之前。英國今年料為4.8%，之後則保持在3%以上，而非疫前的約1.5%；美國方面，今年財赤且較去年惡化，料達8.8%，往後幾年都不會跌穿7%。事實上，由法國到財政紀律向來嚴謹的德國，自疫情後均錄得財赤，未來幾年財政狀況均難以恢復疫前水平。
高息環境配合負債偏高，勢必加大走出財赤泥淖的難度。香港過去無債一身輕，IMF資料顯示，疫前香港負債只相當於GDP不足1%，即使之後政府計劃發債，負債率亦料低於10%。美英情況則截然不同，英國繼2020年負債率突破100%之後，IMF展望只會進一步上望110%，而非降回疫前的約80%。至於不斷調高債務上限的美國，2020年負債率升至最高的133%，去年雖短暫回落，但之後料再向上攀升。撇除債息開支計算的基礎財政收支，其實美英今年財赤率相對健康，分別為6%和2%，到2027年並料分別降至3.3%和1.6%；惟正因如此，才更突顯出債息開支如何加重財政負荷，甚至乎高昂債息才是財赤的最主要來源。畢竟有借有還，今日借來的經濟虛火，他日總要連本帶利歸還；息率高企，不單對普羅大眾構成壓力，也增加了公共財政的風險。
經濟發展不是零和遊戲，其他地方相對拙劣不代表香港財政十足健康。不過，香港財政風險是否特別高？香港財政是否特別管理不善？沒比較就分不出高低好壞。更重要的是，香港一直維持低負債、低財赤（甚至常財盈），誠然提供了更大的振經濟、利民生的彈性。
惟無論如何，始終必須恢復財政健康。在股市樓市短期未見起色，削減股市印花稅既未明顯刺激成交，更遑論「因減得加」帶動稅收上升，反倒可能「因減得減」令財赤惡化──數是這樣計的，當稅率從0.13%降至0.1%，即成交額至少要增30%，稅收才夠打和；以10月份日均成交額為787億元計，即往後須攀至逾1000億元方成，而遺憾地本月以來只有一天的金額達標。
早於明年2月預算案公布前，當局已要求各政策局及部門於未來兩年各減1%經常開支，而派錢派糖派消費券等也難免會進一步「減甜」。緊縮一詞在國際上並不陌生，正當香港過去5年福利開支累飆52%、醫療多44%、教育增22%，以致政府開支相當於GDP比率升穿往日慣常的20%，甚而被質疑會否違反《基本法》107條「與GDP增長率相適應」的原則。英國於2010年起厲行緊縮政策，這對熟悉國際時事的讀者來說實不陌生，據IMF數據，當地相關開支比率在往後10年大降6個百分點之多，直至疫情才不得不逆周期上升。美國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亦降了約5.5個百分點。英國近月宣布取消連接倫敦與中部的HS2高鐵計劃，成本過高及財政壓力正是一大關鍵。
mis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
香港消費流失，乃至得不償失嗎？香港中產流失，乃至人口惡化嗎？香港財赤高危，乃至天塌下來嗎？沒有調查，未必就沒有發言權；不過，數字不騙人，要準確地發言，而非淪為misinformation（錯誤資訊）或disinformation（有目的誤導資訊），有調查總比「隨口噏」為佳。
香港食肆競爭力不及區內其他地方，筆者很早就已提出，問題確須正視處理。面對勞動力減少之窘，也須務實地未雨綢繆，既要鼓勵生育，還不能排除輸入人口。財赤肯定不能長期高企，市道差時要應使則使、市況好時則要重新積穀防饑。把好脈，才可落好藥；斷症不準，以致用藥太輕或過猛，又或打從開始就產生了不必要的信心危機，肯定無益病人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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