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9日 - 信報
我在本報幾次提過經濟史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伏格爾（Robert Fogel）去年著名的預測：到了2040年，中國GDP佔全球GDP 40％，美國佔14％（美國人口約等於中國的四分一），歐盟則只佔5％。這種預測，若是二十年前被提出，恐怕絕大多數人都會嗤之以鼻，但現在美國有識之士中，或許已有大比例的人相信中國GDP超越美國將會是無可避免的現實。較少為人注意的是，歐盟真的會這麼差勁，三十年後經濟板塊只萎縮到美國的三分一？
伏格爾把歐洲看扁，我對他的看法本是半信半疑。歐洲科技發達，教育水準遠高於中國，充滿藝術細胞的能人異士所在多有，怎會墮落至GDP只等於中國的八分一？但我翻閱過一些數據及近年的文獻後，卻不能不認為伏格爾的看法洞察力非凡。歐洲的確是出了大問題，去年我們所見到的歐債危機或許只是先兆，未來經濟上的困境恐怕會不斷浮現。
歐洲的主要困局是，她的勞工市場從六七十年代開始逐步出現了不易改正的結構性難題。港人若不懂得汲取歐洲的經驗，趨吉避凶，則後果堪虞。
1960年法國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中，平均每人每周工作二十九點八小時。為什麼工作時間這麼短？原因是在這些統計數字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根本沒有工作，所以把平均數拉低。不過，低處未算低，到了2000年，法國適齡工作人口中，平均每周工作時數降至十九點三小時，跌幅35.2％。這現象並非孤立，在同一時期德國從二十八點七小時跌至十九點八小時，跌幅31％，意大利跌幅32.3％、比利時29.2％、英國28.8％等等，但美國卻反而上升了10％。這種現象啟發了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在2004年寫了篇論文：〈為什麼美國人比歐洲人勤力得多？〉
這些跌幅是巨大的，在商業周期的研究中，經濟學家早已發現，勞動力的投入只要減少3％左右便足以引發頗為嚴重的經濟衰退。30％左右的勞動力跌幅，雖云在四十年內慢慢體現，但已足以「陰乾」歐洲的經濟。為什麼歐洲人變得這麼「懶惰」？
大批人口不工作等政府養
其實歐洲人的「變懶」，主要並非擁有工作的人把每周的工時縮短（法國的法定標準工時則的確有減短工作的時間），數據顯示，是就業的人口比例不斷下降。換言之，有大批人口長期不參與工作，等待政府的扶養。此種情況，失業率的統計數字也反映不出來，原因是長期不參與工作的人根本沒有去找工作，所以在統計意義上他們並不納入失業人口！
歐盟諸國高企的最低工資，顯然是推低歐洲人工作時數的原因之一。不少勞工的邊際生產力低於最低工資，僱主怎會覺得物有所值花錢去僱用他們？就業率下跌（如上所說，失業率數字反映不了真實情況，這是很多評論人所沒有注意到的）在一時一刻不一定很突出，但多年積累下來的後果卻可以很嚴重。長期找不到工作的人，其技能與工作意志難免衰退，更難再投入勞動市場。王于漸兄在4月29日本報的大文中，亦有指出最低工資是造成南非種族歧視的元兇。在歐洲也好，在香港也好，最低工資正可創造低技術弱勢勞工被長期歧視的環境，使他們難以翻身。
最低工資在港剛剛實施，亂象已經叢生，傳媒亦有廣泛報道。我在2006及2008年在本報共只寫過兩篇關於最低工資的文章，但內中所論及的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後果（例如大財團不怕最低工資，中小企卻受害最深）已不斷應驗。政府及一些最低工資的支持者誤以為這只是磨合期的困難，在經濟規律面前，這只可能是一廂情願的看法。是否如此，我們大可拭目以待。
歐洲有最低工資，美國也有，為什麼歐洲人「變懶」的速度又比美國快？
我在明尼蘇達大學研究院的同期師兄、現任普林斯頓經濟學教授的羅傑信（Richard Rogerson）在去年出版的新書對此有詳盡分析【註】，我近來才注意到，羅兄被普林斯頓羅致後，此名牌大學的五位宏觀經濟教授中，有四位都是明尼蘇達出身的師友，再加上鄰近的紐約大學的沙琴德（Tom Sargent）偶爾到訪，不懂當代宏觀經濟學的克魯明，在其大本營中，似乎對宏觀經濟已失去了話語權。金融海嘯後，行內人所稱的「明尼蘇達宏觀」影響力不消反長。
羅傑信在書中指出，歐洲人的工作參與率下降，主要原因不是歐洲人生性浪漫熱愛生活情趣等等「文化」因素造成，而是歐洲對勞動收入所直接間接抽取的有效稅率比美國高得多。
以前也有人認為勞動力的有效稅率雖然對勞動參與率有負面影響，但作用不大。他們所根據的是，美國從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稅率雖也有提升，但勞動參與率並無下降。羅傑信指出，這些人所用的方法不對，在此期間，尤其是九十年代，美國的生產力突飛猛進，抵消了稅率上升的效果，而且稅率也只增加了6.5個百分點，遠遠低於OECD諸國的16.5個百分點，所以其效果沒法被體現出來。反觀歐洲，情況則大不一樣。
高稅率打擊勞動參與率
在1960年，美國對勞動入息的平均有效稅率是22.1％，而OECD成員的平均稅率是相當接近的25.4％。在當時，美國十五至六十四歲人口（包括沒有工作的人口）平均每周的工作時數是二十三點七小時，OECD成員國的平均是二十八點一小時，反映出歐洲人當時比美國人更加勤奮，歐洲的享受生活文化因素毫不重要。但到了2000年，美國的有效稅率增幅遠及不上歐洲，後者的稅率等閒升至收入的五成。在如此高稅的環境下，歐洲的一些主要國家工作的平均時數應聲下跌三成左右。稅率對工作時數的影響，並非如某些人所以為的似有若無，而是非常巨大。
荷蘭的例子十分有用。她的稅率從五十年代中開始不斷上升，到1985年左右則慢慢下降。荷蘭的平均工作時數從1960年開始一直下降，至八十年代後期則轉勢上升。這正好印證了對勞動入息徵稅，會打擊就業，而且打擊頗為嚴重。據普雷斯蓋特在另一篇論文的估計，有效稅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工作時數就會下降三個百分點，以經濟學的術語說，勞動供應量的「彈性系數」等於3，讀過經濟學的都知道這是很高的彈性。
這些結果意味着政府對勞動市場的干預會帶來沉重的代價，而且結果與政策目標往往背道而馳。稅率增加了，是否等於政府有更多的收入，更易收支平衡？看來不是。歐盟諸國的有效稅率等閒等於入息的五成，工作愈勤奮便愈會被稅局用重稅懲罰，大家哪會樂意在市場努力工作賺錢？有不少研究發現，德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諸國的人民用在家裏煮食的時間遠比美國人長，在外吃飯要工作賺回來的錢支付，而賺錢若要交重稅，則不如躲在家裏生產膳食來得划算，後者不用交稅。既然增稅會推低在市場中的工作時數，不但GDP因少了市場生產而下降，人民及政府的收入亦會水退船低。
「隨收隨支」制損工作意欲
另一少為人注意的是西方的「隨收隨支」退休保障制度也會因此而出現財困，就算人口沒有老化，扶養率不低，也可能出現這情況。「隨收隨支」制也是一種福利制度，它通過加稅而支付退休福利的開支，但加稅卻會使更多的人不願工作，大家寧願當「懶人」領取福利，久而久之，誰願為冤大頭去工作賺錢？
據報道，香港一些大專畢業生竟不願打工賺錢，滿足於領取綜援以便自己可以過「創意生活」，這豈不正是歐洲的問題已在港浮現？普雷斯蓋特在2004年已建議要逐步取消「隨收隨支」制，引入公積金儲蓄制，原因之一正是他看到「隨收隨支」制所帶來的稅務負擔，會蠶食掉人民的工作意欲。
干預勞動市場的另一例子是設立所謂的「標準工時」，我在去年7月5日在本報已發表過一篇〈「標準工時」會否僵化勞動市場？〉的文章，對此問題詳加討論，在此只補充一點。
在不同的工種中，工作時間的有效性可以千差萬別。例如，在學術研究中，發現一個新結果前的突破階段，研究人員往往要不眠不休地苦思數日夜，你要搞什麼最高工時，打斷他們的思路，他們只會把你趕走。但另一些工種卻使人體力困頓，工作時間長了效率低甚至出現危險，飛機師便是。
由此可知，搞些一刀切的「標準工時」，名義上是為勞工福利着想，實際效果卻是以計劃經濟的心態胡亂破壞生產活動。不過，就算實施「標準工時」，也不見得工作人口一生中的總工作時間必然因而下降。平時工作時間不足，生產下降，賺不到足夠的錢，退休的年齡會因此被推後，補回過去減少的工作。政府並無權力替人民決定他們平時應工作多長時間及工作多少年才能退休。
我對香港人的見識抱有信心。香港一些經濟文盲式的政客雖胡亂提議如何如何干擾勞動市場，效果正如要一頭蠻牛在瓷器店中橫衝直撞，打破瓷器無數。但這樣一來，人民會更快更易看到結果，倒過來指責他們。
註：本文不少數據及論據都來自Richard Rogerson, The Impact of Labor Taxes on Labor Suppl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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