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5日 - 歷史月刊250期
黑格爾與馬克思的思辨歷史哲學，最受到學術界詬病的兩個缺點，不外乎他們所建構的歷史框架，並不完全符合實際的歷史細節；其次，他們涉及了歷史發展的未來趨勢，因而被扣上「歷史決定論」的帽子，對於「實事求是」的歷史學家而言，這些都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致命缺陷。
然而，諷刺的是，主張「讓事實說話」的考證性論文，幾乎除了專業史家外，很少有讀者會去翻閱其內容；但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等相關著作，卻歷經上百年的考驗依然是出版界的常青樹，淵遠流長地受到不同時代的不同讀者青睞。足見兩者雖然有理論上及實際上的缺陷，卻不乏在「歷史」中吸取智慧的洞見，讓讀者能夠開卷而深受啟發，才能這麼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筆者在閱讀黑格爾與馬克思的作品中，認為他們所建構的歷史理論與政治理想，頗有值得現代人借鏡深思的地方，故不揣簡陋將其淺述如下：
黑格爾「世界精神」發展的終極理想
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說：黑格爾是德國哲學中，由康德起始的那個運動的頂峰；雖然他對康德時常有所批評，假使沒有康德原來的學說體系，決不會產生他的體系。黑格爾的影響固然現在漸漸衰退了，但以往的影響一向是很大的，其影響不僅不限於德國，而且主要也不在於德國。19世紀末期，美國和英國一流的學院哲學家，大多都是黑格爾學派。在純哲學範圍之外，許多新教神學家也採納他的學說。他的歷史哲學對政治理論更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羅素短短的這一段話，闡明黑格爾學說的淵源及影響；並指出要切入《歷史哲學》的內涵，就必須先理解康德哲學的自由觀。
要談康德的先驗哲學，還得先從休謨（David Hume）講起。休謨的經驗主義哲學，認為知識的概念建構於「習慣」，道德準則源於「幸福」的追求；由於習慣和幸福因人因地而異，知識和道德就會淪為相對的懷疑主義。
康德無法容忍知識及道德上的懷疑論，他在《純粹理性批判》及《實踐理性批判》中提出來的先驗哲學，目的即在證明自然科學和倫理學中，存在著由「理性」承認為嚴格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東西。
康德用「理性」來支配整個「經驗」世界，認為經驗中存在著必然的和普遍的法則，譬如賦予經驗「結構和秩序」的因果律，才是組成人類知識體系的核心元素。就像哥白尼以太陽為中心來看宇宙，使宇宙結構更正確於托勒密的地心說；康德逆轉休謨認識論的主客體觀念，把理性放在知識結構的中心位置，因而自稱這是哲學中的哥白尼革命。
然而，康德把理性的認知能力，限制在感官的經驗世界，認為上帝、自由、靈魂不朽等超驗對象，是理性無法認識的「物自體」。一旦理性想要僭越自己的認知範圍，就會導致邏輯上的二律背反。康德說：「因此我不得不懸置知識，以便給信仰騰出一個位置。」於是在1788年出版的《實踐理性批判》中，康德將道德原則排除在經驗之外，把上帝、自由和靈魂不朽，作為主體精神實現道德不可或缺的條件。人的道德不能只是追求幸福的滿足，必須符合上帝至善的道德法則，而實踐道德律的最高表現就是「自由」。
康德觀念下的自由與經驗主義者的自由大為不同，後者認為自由是不受拘束的隨心所欲，康德則把自由定義為符合道德律的自律行為。康德認為經驗主義追求的自由，一旦貪圖享受就會淪為物欲的奴隸；再則，任憑個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人我的利害衝突也會妨礙彼此的自由，結果從「個人心性」或「整體社會」而言，這種自由都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唯有個人意志自覺地遵守道德律，內不愧於神明、外不慚於清議，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境界，這種利人利己的自由才是真自由。
黑格爾承襲了康德哲學體系的觀念，認為形而上學無法推測超驗的實體，除非限制在可能的經驗範圍裡。因此，黑格爾試圖提出一個「組合性架構」，用經驗來解釋形而上學的中心概念。這種以經驗來解釋「物自體」的方法，亦即從「歷史」的角度來定義他們。
對黑格爾來說，這等經驗不能僅從現在的時態來察覺，必須從過去、現在、未來人類所有形式的經驗總合裡去理解。上帝並非世界之外的實體，而是在歷史上實現的觀念。天意不是上帝超自然計劃加諸自然的「外在結果」，而是歷史本身終極目的的「內在表現」。靈魂不朽並非指天堂的生活，而是歷史人物留下的回憶。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裡說：「真正的善，普遍的神聖的理性，不是一個單純的抽象觀念，而是一個強有力的、能夠實現它自己的原則。這種善，這種理性，在它最具體的形式裡，就是上帝。上帝統治著世界，而世界歷史便是上帝的實際行政，便是上帝計劃的見諸實行。」於是，黑格爾把康德觀念中超越人類理性理解的上帝，放到人類活生生的具體歷史經驗中，成了世界歷史進程的統籌規劃者。
黑格爾認為，上帝的意志（理性）作用於這個世界，促使世界歷史的進展是一種合理的過程，亦即「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線。
「這個『世界精神』的本性永遠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種現象中，顯示了它這種單一和同一的本性。這種本性必須表現它自己為歷史的最終的結果，同時我們又不得不完全接受這種實際存在的事實。我們不得不從歷史上、經驗上去研究歷史。」
這種世界「精神」的本質，黑格爾說，只須看看與它直接對立的東西─「物質」，就能知道「物質」的「實體」是重力或地心引力，所以「精神」的實體或者「本質」就是「自由」。「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此乃思辨哲學的一種結論。」「物質的實體是在它的自身之外，精神卻是依靠自身的存在，這就是自由。」
很顯然地，按照黑格爾的邏輯，上帝讓世界歷史合理的過程，就是世界精神自我實現的過程，亦即整個人類完全自由的過程。於是黑格爾以「自由」為主軸，架構了一幅世界歷史的圖像：東方專制君主一人獨享自由、希臘羅馬少數公民擁有自由、日耳曼人則完全領悟自由，至此世界精神達到自我實現的結果。這就是黑格爾《歷史哲學》所要論證的歷史進程。
至於整個世界歷史的演變模式，黑格爾則提出一個辨證的法則。每當世界精神向前邁進一步，就會建立特定的社會秩序（正題），同時也會產生反對此秩序的力量（反題）。這些矛盾必然存在，因為只有不斷的對立和衝突，才能推動歷史的進程，邁向世界精神自我實現的更高階段（合題）。
譬如，古希臘城邦中，人們把自身等同城邦的公共生活；對他們來說，這種共同經驗構成他們的價值體系（正題）。然而，這些城邦中各自的公共生活都是狹隘的和片面的，與普遍理性相抵觸。蘇格拉底的出現對此提出挑戰，他不贊成把生活建立在片面的事物上，要求在普遍理性中尋找依據。結果蘇格拉底對理性的忠誠，難以見容於雅典的實際法律，最終不得不受到處死的審判。
但是，從這裡產生一種新型的人，他們無法認同這種公共的生活，試圖尋找其他的生活方式（反題）。當人們不再承認共同體的生活時，就會導致這個共同體的瓦解，從而進入下一階段的新秩序（合題）。
在「世界精神」還沒完全實現前，個人的精神真理不論多麼偉大，終會自絕於社會而殃及自身。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作為一個個人，相當程度地依賴於他的社會；如果社會是冥頑不化的，那麼，個人就無法實現「善」。
於是，黑格爾把「自由」及「道德」的實踐，寄托在國家及其法律制度裡。他在《歷史哲學》中如是說：在世界歷史上，只有形成了一個國家的那些民族，才能夠引起我們的注意。要知道國家乃是「自由」的實現，也就是絕對的最後的目的的實現，而且，它是為它自己而存在的。我們還要知道，人類具有的一切價值，一切精神的現實性，都是由國家而有的。……在國家裡面，歷史的對象比以前有更確定的形式。並且在國家裡，「自由」獲得了客觀性，生活在這種客觀性的享受之中。因為，「法律」是「精神」的客觀性，亦即精神真正的意志。只有服從法律，意志才有自由。因為它所服從的是它自己，它是獨立的，所以也是自由的。
上述觀點呈現了康德式的自由，認為唯有服從於道德的規範，才能體現真正的自由。黑格爾以為，國家及其法律制度是個道德實體，因此，唯有服從於國家及法律，才能實現自己的「自由」。
這種觀點常被「誤解」為替國家至上背書的理論，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黑格爾》一書中則澄清說：黑格爾對政治社會的高度評價，已經被指責為「普魯士主義」、國家崇拜，甚至是親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指責是多麼地不著邊際。我們傾向於認為，道德是更加根本的。……斷定黑格爾將贊成第三帝國的統治，把德意志士兵和官員對秩序的盲目遵從，歸咎於黑格爾的想法是荒唐可笑的。因為那是個甚至連道德都沒有的年代。……黑格爾所謂的國家，是政治上有組織的共同體。他心目中的榜樣，並非腓特烈大帝統治的國家，他對那個國家從來沒有敬佩過。因此，他的理想不是個體以某種手段在其中達到某個目的，而是像活生生的有機體那樣的共同體，在其中，手段和目的之間的差異受到了揚棄，每個事務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換言之，國家是內在目的論範疇的一個應用。
根據泰勒所澄清的說法，黑格爾筆下的「國家」及「法律」，若要真能作為道德的實體，政府首先必須是道德的楷模。因為任何貪汙腐敗、違法亂紀、侵犯人權、箝制思想的政府，都無法應用來體現人們的自由。
筆者期待「世界精神」終有實現的一天。屆時，國家、法律皆與道德結為一體，人們在自覺地遵守國家法律時，亦能自由自在地「相忘於江湖」，達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這是「世界精神」發展的終極理想，也是所有國家、人民所該致力的目標。
黑格爾《歷史哲學》裡的政治理想，對於當今全世界各地的政治亂象，豈不若震聾啟聵的警世洪鐘！
馬克思「階級鬥爭」背後的人道關懷
馬克思對於整個歷史進程的描述，主要則是基於「階級鬥爭」的觀念。他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裡開宗明義即說：到目前為止，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互相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個鬥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從某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主張暴力的階級鬥爭背後，實隱藏著深厚的人道主義關懷，是基於工業革命後，體悟無產者遭資本家壓迫的悲慘處境，替工人伸張正義的不平之鳴。
工業革命以後，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往往朝生產的最大邊際效益著眼。在價格與產品競爭力成反比的市場機制下，資本家必須想盡辦法降低成本，亦即壓低原料、工資、運輸的費用，並在行銷的過程中，讓產品以最可能的高價賣出，以此追求最高的「利潤」。此即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亦即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所得。
在完全競爭的經濟中，剝削所得將促使資本家擴大生產，因為賺取更多的利潤，是他們根本的出發點。這就導致當時流行的「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為了避免人口生育過多，降低勞動邊際效益，工資必須壓到僅能維持最低生活的水平；同樣地，工資亦不能低於這個水平，否則勞動力人口一旦減少，工資又會反向提高。
馬克思對此現象，提出嚴厲的批評。因為這讓工人的生活，除了勞動僅以餬口之外，就不再有更高的價值。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說：國民經濟學由於不考察工人（勞動）同產品的直接關係，因而掩蓋了勞動本質的異化。當然，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蹟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卻讓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卻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並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卻讓工人變得愚鈍和癡呆。……因此，結果是，工人只有在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生殖，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覺得自己在自由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
工人必須犧牲自己的精神和肉體，才能換取最基本的生存滿足，這等於把「人」貶低為機器，變成動物般「肉體的主體」。在這種非人化的狀態下，人的面孔已經完全被抹去，剩下勞動決定著人的價值，終而導致人的本質產生「異化」。這種人性異化的背後，就是壓迫！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馬克思關心人在勞動異化下的壓迫，更企圖把個人意識到的異化狀態，透過集體意識移轉到整個階級；一個人若意識到自我實現的潛能，必然要拒絕資本主義下的勞動異化，整個階級若能意識到決定它異化的競爭關係，就會產生革命性的階級意識。
沃爾什論述馬克思學說時，不僅從思辨的歷史哲學著眼，還從關心特殊時勢的角度，來觀察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沃爾什說：「馬克思壓倒一切的興趣在於實踐，他需要這種理論，與其說是為了思辨的內容，遠不如說是為了預言的性質。他想從當代歷史事件的荊棘中，尋找到一條出路，不是要使歷史作為一個整體，而是要使當時正在發生的事，或者近期發生過的事情能有意義。這個理論對於從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的近代歐洲歷史能夠有用，對他來說，要比它可能難以適用於遙遠的時期和民族，更加具有無比的重要性。」
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極具現實社會指導意義的馬克思學說，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行動指南和理論依據。
且聽他在《共產黨宣言》裡，強而有力且震撼人心的結語：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企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鏈鎖。他們獲得的將是全世界。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
不論這個結論多麼慷慨激昂、震撼人心，社會主義的天堂，並未隨著《共產黨宣言》的預告，降臨在資本主義走向顛峰的西歐。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引起的革命風暴，範圍幾乎漫延整個歐洲。其間真正進行革命的人，無疑是那些窮苦的勞動者，是他們戰死在市區的街壘中。
霍布斯鮑姆將1848年的革命，定義為「社會主義者，或者更恰當地說是共產主義者，出現在前台上的第一次革命」。這場革命「本來應該是資產階級革命，但資產階級卻從革命中退卻」，結果革命很快地遭統治階級鎮壓而告終。從此西歐先進國家，政治革命偃旗息鼓，工業革命昂首挺進。
霍布斯鮑姆即以1848年的革命，作為《革命的年代》和《資本的年代》之分水嶺。但是在《共產黨宣言》發布的年代，這個事件並非是沒有結果的短暫插曲。它標誌著傳統政治的結束，標誌著王朝時代的結束，標誌著家長式信仰的結束。至少在西歐是如此。並且使社會制度的維護者，不得不學習人民的政策、著手於社會福利制度，這是1848年革命所帶來的重大變革。
更進一步，共產革命在俄國及中國開花結果，並且於歐美陷入「經濟大恐慌」時，證明社會主義某種層面的優越性。這都代表馬克思主義的預言，確實反映當時社會的問題，馬克思對政治、經濟、社會的洞見，亦能抓住人性缺陷導致的惡果，對「多行不義必自斃」的統治者及資本家，不啻是座發人深省的「警鐘」。
對於統治者與資本家，《共產黨宣言》確實該令他們發抖。然而，人人皆礙於自見，更容易有恃無恐，統治者掌握國家機器，資本家擁有生產工具，都站在立於不倒的優勢；沒有危及他們的統治地位時，又豈會反省自身的錯誤，重視社會即將面臨的災難？古今中外遭人民唾棄而被推翻的政府，那些掌握政治與經濟權力的階級，無不上了斷頭台才後悔莫及。就是缺乏關心民瘼、防範未然的心理。
阿克頓勛爵（Lord Acton）說：「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政治的權力彷彿春藥，容易讓人腐敗、驕橫、愚昧、狂妄，卻依舊興致盎然、自我陶醉；錢財的貪婪則像毒藥，足以令人奢靡、墮落、沉淪、痲痺，乃至於銷魂蝕骨、難以自拔。若有這樣的統治者和資本家，聯合起來壓迫、剝削善良的老百姓，不把《共產黨宣言》似的「警鐘」放在眼裡，他們組織起來的政權早晚會敲響自己的「喪鐘」。這應該是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歷史觀，在展現深刻的人道關懷之同時，最能予以當權者醍醐灌頂、當頭棒喝的啟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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