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5日 - 評論 - 第281號（愛國 譯）
恐懼是瀰漫於當今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最為普遍的公眾情緒。 這種恐懼並不是非理性的，但它並不必然導致產生處理所謂危險的明智方式。 其運作方式在最近兩個引人注目的事件上可以清楚地觀察到。 第一個是5月6日紐約股票交易所股票市場價值的急劇暴跌，一種令所有人震驚而僅僅持續了幾分鐘的暴跌。 第二個是已導致三人死亡並仍在繼續的雅典騷亂。
但到了後半晌，道瓊斯以驚人速度又下跌了700點。 這是創紀錄的最大單日下跌。 這完全出乎預料，顯然令交易員們“目瞪口呆”。 有些重要股票下跌了90%以致只值一分錢。 後來，正當交易員們“張嘴注視”的時候，道瓊斯幾乎以與暴跌同樣的速度又開始回升，以“僅僅”下降371.80點告終，讓市場交易員們似乎鬆了一口氣。
當然，大家都想來個解釋。 提出的第一個解釋是，有個交易員有個“胖指頭”，他可能把“百萬”當做“十億”輸進了交易。 這個解釋的問題在於，沒人能找到這個人，或指出他的存在，或他確實有個“胖指頭”。
後來，另一個解釋開始傳播。 當交易似乎太快的時候，紐約股票交易所有一個減緩機制。 但其他交易所沒有這樣的機制。 因此，有人提出，在面臨紐約股票交易所速度放慢後，交易員遂決定把交易轉到其他交易所。 有人給這個解釋做了進一步發揮：這是所謂算法交易戰略的過錯，它涉及自動交易機制，事先編好程序進行這種轉移。 人們說，各交易所之間缺少協調是調節的過失，而現在有人認為，所有交易本當擁有共同的減緩機制。 對另一些人而言，暴跌有可能是自動機制引起的，所以，人們可以指責機器而不是人員。
所有這些解釋可能有理，也可能無理。 但它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在不同的點上，人的決策都進行了乾預—對開始暴跌做出反應，減緩交易，再次開始購入並讓道瓊斯上漲。 也正是在這裡，恐懼因素出場了。
按照定義，股票交易涉及風險和不確定。 但交易員主要依靠波動相對輕微的感覺行事，即波動在預期的特定幅度內出現。 當波動開始發狂，即幅度巨大和變化突然，交易員理所當然感到恐慌。 當他們恐慌的時候，他們不可避免地進一步加劇了波動。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
正在紐約交易員恐慌的當口，他們能從自己屏幕上看到雅典騷亂。 這進一步打擊了他們的情緒，原因有二。 他們完全不確定歐盟國家最後如何決定援助希臘（或甚至是否援助）。 他們完全不確定歐洲在希臘問題上採取的行動（或不採取行動）對美國、西歐和日本銀行會產生什麼影響。 他們也完全不確定希臘有可能出現的破產是否會引發世界市場的全球崩潰。
但首先，他們有理由對騷亂感到恐懼。 騷亂是希臘恐懼的結果。 最讓希臘人擔心的是他們的實際收入在未來年幾年很可能快速減少。 他們對此既憤怒又害怕。 他們根本不相信這是他們的過錯，是一個他們該付出代價的過錯。
但是，全世界政府領導人以及股票市場交易員都很清楚，希臘民眾的恐懼明顯只不過是世界冰山的一角。 希臘政府的問題很簡單。 其稅收收入太小，而相對當前和未來預期收入而言，其支出水平又太高。 因此，它必須或者增稅（假如它能收上來），或者削減支出，或者兩者並用—並且要大幅度進行。 然而，這也是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問題，這個名單還很長。 其財政狀況當前似乎尚可維持的幾個國家（如巴西或中國）也沒有免除這種傳染。 希臘人走上街頭抗議。 但這會蔓延開來。 而且，當它蔓延的時候，世界市場波動甚至會更劇烈，而恐懼會擴散，而不是萎縮。
各國的主要政策回應都是用或借或印的紙幣來拖延時間。 指望在藉來的時間內，經濟增長好歹能重新出現並恢復信心，以便結束實際和潛伏的恐慌。 政客們抓住這類增長的每一個小跡象並加以誇張。 為美國最近就業增加而歡呼就是一個好例子，儘管就業增加小於同期的人口增長規模。
恐懼並不是非理性的。 它是世界體系結構性危機的結果。 用各國政府正在利用的創可貼治療我們今天的嚴重疾病，它是不能得到解決的。 當波動變得過大過快，沒有人能進行理性規劃。所以，人們不再作為在一個相對正常的世界經濟中的適度理性行為者而採取行動。 而正是這種強化的恐懼程度才是當代的基本現實。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