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7日 - 信報
一齣《告白》，的而且確掀動不少人的心頭波瀾。由日本的年輕人真的已成魔入神，到成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互信已徹底破滅嗎？以上諸如此類的疑惑，我被人問過不下十數遍——或許還是回到現場去思考一下最為適切。
其實不僅我們關心日本的教育現場─尤其當中的欺凌個案已去到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當然，我不是說學校場域中的欺凌，僅屬「日本式」問題。事實上，據內藤朝雄在《欺凌的構造》（株式會社講談社，2009年初版）指出，英國每年都有六至七名年輕人因欺凌問題，導致自殺了結生命。如果依據奧雲斯（Dan Olweus）在《欺凌在學校》（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中所揭示，現實情況只會更呈惡劣─挪威平均每七名學生就有一人曾受欺凌，而瑞典的數字就更加嚴重。可是話說回來，我們仍是較為緊張日本的狀況，無論是作為預警參考，又或是因為東方文明的類近而特別容易啟動防禦機制，總之就一齊熱切去尋根究底。
美國作家科爾（Alex Kerr）在2001年的著作《犬與鬼》（Dogs and Demons: The Fall of Modern Japan）中，早已從制度層面去嘗試解釋欺凌風氣的不可遏止。他認為日本的學校文化一切極為死板，換言之也即是管理性強，只會令學生盲從及努力去附和成為常人，以免因突出而被標籤成他者；而且也因為學校即地獄的印象根深柢固，更加希望可以在學制以外去尋找消遣的平衡樂趣。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學校裏，受欺侮的學生反倒不是好學生。老師在公開場合反對欺凌，但因為重點是放在教育學生遵守群體和規則上，其結果是灌輸了欺凌思想」。而且，校方一般處理欺凌的方法，是讓被欺凌的一方休學缺課，愈嚴重的欺凌事件愈會採用以上的手法。
不過剛才提及的《欺凌的構造》，作者內藤朝雄就對一般的欺凌定見因由分析有所保留，就好像剛才提及科爾的制度層面觀察，其實正好指向學校的過剩管理和學校管理的稀薄化及解體趨向—換言之，那根本就存在內在矛盾，此所以內藤朝雄並不認同從外部去審察欺凌的泛濫成災現象。
如果回到《告白》的文本，我認為小說作者湊佳苗早已提醒大家：其實少年犯人Ａ（渡邊修哉）及Ｂ（下村直樹）恰好是欺凌犯的兩大構成典型人物。前者即速水敏彥在《輕視他人的年輕人》（株式會社講談社，2006年初版）中提及的強者世代。他們因為成長期已面對權威崩壞，加上地域社會的共同性也逐步消失—鄰里之間再不相知相識，彼此已進入不相聞問的年代，於是「易子而監」的社區鄰里功能也早已灰飛煙滅。大家盡可進入罪惡感薄弱的年代，而不會再受恥感所羈絆。其實由少年強者起動的欺凌事件，於社會上的平衡對照，正是已成廣泛關注的露宿者襲擊問題。隨手舉一個例子，2003年川崎市十名小學、初中及高中的男生，合力用單車泵擊傷數名正在停車場睡眠的露宿者，事後則洋洋自得表示是「乃消除壓力的良好方法」。剛逝去的日本動畫大師今敏在《東京契爺》（Tokyo Godfathers，2003年）中，也着意刻劃露宿者被嚴重欺凌乃至擊斃的過程。以上種種正好點明在強人眼中，大眾已成為劣等的代名詞，而在校內欺凌他者不過是練習過程—這也是修哉不斷利用操控他人，來顯示自己高高在上的表現手段而已。
不過更深刻的啟發，大抵仍在犯人Ｂ身上—下村直樹所代表的，正好是由弱者轉化而生的欺凌動力來。內藤朝雄認為被害者本身往往有一傾向，就是會把較自己更弱的人視為「容器」，將自己曾被欺凌的陰影，投影在他者身上—當然，所謂「投影」乃指轉化成施虐者，從來好讓自己進入自我療傷的機制中去。所謂療傷過程，有時候是以曾經努力束之高閣的冰封記憶，透過施虐來解凍，令到自己可從記憶陰霾中步出來。另一種情況是「體驗加工」，利用不同的施虐手段，從而改造歷史中的弱者，令自己成為堅韌的強者。「變強」是他們的關鍵詞，而中間的過渡是由受虐的堅韌，轉化為施虐的兇暴——此所以這正是由受虐的弱者化身成施虐的強者的內在脈絡連繫。下村在現實中經歷不同的自我改造工程，結果終告徒勞無功，惟有走上另一條「變強」的成魔之路。
以上就是從《告白》出發的一點欺凌觀察，可以說的當然還有很多，來日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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