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5日 - 信報
日本自五六十年代開始，經濟高速增長，到了1990年，人均GNP已經比美國高出15.8％，與中國相比，更是當時中國的六十八點七倍！但眾所周知，從1990年至現在，日本經濟「衰足」二十年，經濟增長似有若無。
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也持續了不止三十年，但這種增長會不會如日本般戛然止息，成為歷史的感嘆號？這是經濟發展史中的頭等重要問題，中國不能不深入了解日本的經驗與教訓。
一種常聽到的觀點是日本受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所拖累，日圓滙率被迫急升，致使日本經濟欲振乏力。這種觀點似乎在中國也頗有影響力，可能也是中國拒絕把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原因之一。
我不贊成人民幣大幅升值，但卻不認為日本經濟停滯二十年，是由於日圓升值所致，中國不應錯學日本的經驗。事實上，從1985至1990年，日本經濟持續有不錯的增長，並未受到滙率的影響，日圓升值後，日本的外貿依然連年盈餘，我們很難得出日圓升值是日本經濟沉疴不起的元兇這一結論。我在本報曾討論過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的觀點，日本走向通縮，主因是她1985至1990年期間錯誤的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致造成其後的房地產及其他資產的泡沫爆破（見2010年4月12日拙作〈人民幣滙率政策與內地樓價〉）。
亦有人把日本的衰退歸咎於日本的銀行體制出現過大問題，但過去二十年，日本企業若要借錢，並無特別困難。此說也並不成立。
真正值得中國注意的是，日本經濟發展的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日本著名計量經濟學家林文夫（Fumio Hayashi）與諾貝爾獎得主普雷斯蓋特（Edward Prescott）曾有研究指出，九十年代日本的經濟停滯，是由於她把「標準工時」從1988年的每周四十八小時逐步下調到1993年的四十小時，並新增了一些勞工假期，致使日本的平均每周工作量從四十四小時減至三十八小時左右。根據兩位經濟學家的計算，勞動力減少了這麼多，完全抵消了九十年代日本資本量的增長。經濟增長的動力不外乎是勞動力及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上升及生產效率或科技上（或稱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日本勞動時間下降抵消了資本的積累後，經濟增長便只能倚靠全要素生產力的進步，但可惜日本在此期間連生產效率也停滯了。
教育體制要改革
中國目前總勞動時間並無減退，資金積累遠比日本為快，所以暫時不用擔心重蹈日本的覆轍。但日本的全要素生產力為什麼停滯下來，中國卻必須引以為鑑，避免出現同樣的問題。
日本在七八十年代如日方中之時，其民族的特強模仿能力不但獨步天下，而且在改善產品上，日本也做得十分不錯。但以日本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主要靠模仿顯然不是長久之計，日本若要在高的平台上繼續增長，創新能力便十分重要。但恰好日本在這方面能力不見突出，所以從模仿到創新的過渡時期便步履蹣跚。中國若要從此點汲取經驗，及早改善教育體制是必須的。
中國近年發展快速，倒有一樣原因與日本十分相似，就是在國際貿易中十分積極，不斷出口。為什麼國際貿易有助中國經濟的增長？
一般（但又是正確）的解釋有二。其一是自由貿易可促使不同國家按各自的相對優勢生產，例如勞動力充足的中國可輸出勞動密集產品，美國等科技大國則輸出科技密集產品；不這樣做，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不能生存下來。其二是在國際貿易的激烈競爭中，企業若不千方百計改善自己的生產效率便只會被淘汰。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為貿易上的競爭而使到勞動力及資金更有效率的被配置，企業的管理也有長足的進步。但現今階段的增長可能漸漸要更倚靠開放政策所帶來的另一動力。
創新能力要提升
這種動力是新技術的掌握與擴散傳播。經濟與技術後起的國家有一優勢，便是可在貿易與生產的過程中學到先進國家的技術，不用從零開始發展自己的創新科技。例如，「蘋果」的電腦與手機，部分生產程序在中國進行，中國的技術人員及工人經過實踐，不難把部分技術學到手。在模仿的基礎之上，慢慢也會有創新出現，近月內地出現的「蘋果皮」手機外套，便是兼有模仿與創新的部分，我校的一些內行同事，大表讚嘆其前途無限。
我上月介紹過深圳大芬村的油畫（見9月20日拙作〈深圳大芬村對香港經濟發展的啟示〉），回想起來，歐洲不少貴價酒店設施普通，但卻以房間內掛有油畫作招徠，這些油畫恐怕不少便是大芬村的出品。經過大量模仿後，部分畫工的創造力得以提高，質量幾可亂真，難怪帶我參觀大芬村的朋友不斷選購其優秀作品，而這位朋友卻是位有盛名的藝術家，目光銳利。沒有改革開放，大芬村的現象不會出現。
不過，日本從主要靠模仿過渡到主要靠自我創新所遇上的困難卻很值得中國重視。中國經濟不斷進步後，科技上與外國的差距會慢慢收窄，可學的東西會減少。若要保持技術上的不斷進步，便必須提高學習與模仿的效率，並且提升自我創新的能力。日本與中國在學習與模仿上都做得不錯，有時甚至是使人驚嘆的，但創造力如何提升，至今卻是大問號。
要解決這問題，中國必須改善教育及科研的量與質。
哈佛的巴羅（Robert Barro）與他現任亞洲發展銀行總經濟師的韓籍學生李鍾和（Jong-Wha Lee）建設了一個很好的公開的數據庫【註】，把世界各國歷年來的教育數據都納入，對我們了解中國與日本的教育狀況有很大的幫助。從兩人提供的數據可得知，在2010年中國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的人口中，有75.5％最高學歷是就讀過中學課程，另15.2％就讀過大專課程，與香港的76.5％及19.8％相關數據非常接近，在教育年數上港人大可不必存有什麼優越感。
但若與1990年時的日本相比，中國卻是大有不如。當時日本二十五至二十九歲的人口中，有50％最高學歷是就讀過中學，另42.6％就讀過大專。
抄襲歪風要遏止
由此可知，在教育的量及普及上，二十年前的日本遠勝今天的中國，但因中國人口眾多，能夠有相當教育基礎，從而能較易掌握別人先進技術的中國工人總量，卻是比日本為多。
日本的高等教育雖遠比中國普及，但仍遇上往創新轉型的困難，中國將來所會遇上的問題，由此可知。中國現在仍相當大程度處於模仿階段，要走完這一段路，恐怕還有相當時日，所以仍有時間為將來的創新打下基礎。我相信這要從教育的量與質及科研體制上着手。
在教育的量上，既然中國連二十年前的日本也趕不上，當然要快馬加鞭增加投資。我多次指出過，中國政府教育開支佔GDP的比重在世界上連一百名也進不了，如何可面對「科教興國」的口號？
在質方面，從內地來港的優秀學生可知他們大多工作勤奮而且聰明認真，與香港部分年輕人的散漫反差巨大。不過，這只是指優秀學生而言，建基於背書考試的教育不可能對創新能力沒有殺傷力。中國的課程不可不及早改革。
在科研論文產量上，中國已升至世界第二，但從論文被引用的次數來看，中國論文的平均質素仍十分低下。我相信原因是中國科研體制還沒有很好的建立起來，學術腐敗嚴重，抄襲成風，急功近利，這如何可與大搞創新活動相匹配？
不過，中國尚有一優勢是日本所沒有的，便是中國在海外學習及已畢業的科研人員數以十萬計，這批人相當一部分在未來十年八年會陸續回國，對中國科研體制及科研創新活動的提升不可限量。
按過去的記錄看來，香港有可能成為這批人才的中轉站或終點站，對中國的潛在貢獻，不應低估。
註：巴羅與李鍾和的數據庫資料詳盡，但對教育年數的定義與官方統計頗有出入。其數據可在http://barrolee.com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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