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9日 - 信報
今年二月八日拙作《未來三十年的中港博弈》曾指出，以ＧＤＰ而論，香港經濟佔中國經濟的比重愈來愈微不足道，這個趨勢難以逆轉。
我多年來一向認為，香港經濟要向前發展，必須同時做到兩件事，一是融入中國經濟，二是要不斷搜尋及發揮香港「無可替代」的相對優勢。香港相對於內地，有什麼獨特性及優勢？各行各業要自己找出答案。
近年內地、香港及國際的媒體有不少關於內地學術腐敗的報道及議論，可再次提醒我們，香港的優勢之一正是它的學術界比內地純潔得多，這項優勢必須延續。內地出現了什麼樣的學術腐敗及造假？它們會帶來什麼後果？我們可先從最近已成公共議題的汪暉「抄襲門」事件說起。
學者抄襲普遍
汪暉是內地新左派的思想領袖，當過《讀書》主編，現任清華人文學院教授，成名作是在一九八八年答辯、一九九○年出版及後來多次再版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
今年三月十日及二十五日，南京大學的王彬彬教授先後在《文藝研究》及《南方周末》刊登長文，指出《反抗絕望》中有十二處四千多字的內容，涉嫌抄襲了四位海內外學者的五本著作。
王彬彬文章刊後，「汪粉」（汪的支持者）及以「打假」為己任的網民互相對陣，爭吵不已。有幾位學者願意替汪說話，但認為，他大有問題的亦不在少數。汪從前的博士論文委員會成員嚴家炎如此評價：「王彬彬先生文章中摘引出來的地方，確實證明王暉與他人有多處文字基本上相同，卻完全沒有注明出處，前後也沒有說明交代，用了一段跟別人幾乎不差幾個字的文字，你說這個部分是抄襲或變相抄襲，我覺得可以說。」
美國兩位著名學者，威斯康辛大學的林毓生及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對此事意見一致，林在六月六日《南方都市報》評論周刊的訪問文章中表示震驚，同意嚴家炎對事件的評估，並嚴厲批評抄襲是侵害別人知識產權的失德行為。
林毓生與余英時都認為，清華的文學院院長及校長「有政治及道德責任盡速成立『汪暉涉嫌抄襲調查委員會』」，若不成立，院長與校長都應下台！我問過清華的朋友，他們都未聞有為此事成立了什麼委員會。
汪暉自己並無出面申辯，但在媒體上可看到其擁護者的一些辯解，卻使人哭笑不得。例如，有人引開話題，反而批評王彬彬多管閒事，沉迷於要充當「引注規範」的「糾察員」。有人又質疑西方學術界的學術規範（指引用別人成果時要說明出處），認為它會成為思想大師的羈絆。
林毓生更發現，有人認為「抄襲幫助他（汪）節省了時間，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理論建樹上，他借抄襲才變成有世界水平的學者」。這類不值一駁的奇談怪論，在神州大地俯拾即是。
ＣＥＯ虛假學歷
學術腐敗的另一形式是虛報資歷。近日被揭發的微軟中國前ＣＥＯ「十億打工皇帝」唐駿，他的博士學位原來不是加州理工所頒，而是由「文憑工廠」野雞大學所發。
我自己便認識一位仁兄，此人的學歷及工作經驗，看來樣樣光芒耀目，但幾乎全部虛假。此君回到中國後，神通廣大，在某些機構工作一段時間後，真身暴露，卻居然又能轉到別處，繼續其行騙生涯。最近在網上發現他竟當上了一所大學商學院的院長，而且在媒體中頗為活躍，不到你不服！
但虛報資歷的行為，嚴重性卻又遠遠不及偽造科學資料。偽造資料會誤導其他研究人員，把科學研究引入歪路，浪費資源，拖慢經濟發展。
據今年一月十二日國際科學界兩大頂尖刊物之一的《自然》（Nature）報道，武漢大學及清華大學兩項獨立的調查都發現，大約三分之一被訪內地研究者都承認，曾經抄襲或偽造過學術資料。
去年底英國一份結晶體的學術刊物便決定撤回井崗山大學一些研究人員在該刊出版過的七十篇論文，因為發現資料都是虛假的。這所以革命聖地為名的大學，其聲譽所受的打擊嚴重程度可想而知，但校方只是開除了其中兩位學者，其他作者的收場如何，仍未知曉。
事實上，從《自然》及其他國際期刊對中國學術腐敗的多次報道看來，中國的大學對「打假」的責任，通常都是敷衍了事。
中國「打假」不力，其他國家又如何？近年幾次國際上有名的「打假」行動中，我們可看到麻省理工、東京大學及首爾國立大學等著名學府都能迅速成立調查委員會，明快果斷地找出真相，毋縱毋枉地把事情處理好。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打假」是○二年貝爾實驗室對德籍青年物理學家桑恩（Jan Hendrich Schon）的調查。
桑恩一九九七年在德國康斯頓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g）取得博士學位後，便到貝爾實驗室工作，研究納米科技。在短短幾年內，他在頂尖期刊出過近百篇論文。
在二○○一年，他的速度是每八天出一篇，而且是在最權威的刊物。他迅速冒起，連奪大獎，被視作可獲諾獎的神童，在超導體，分子半導體都被認為有突破性的發現。可惜，他的實驗結果原來都是子虛烏有。他名聲鵲起後，別人想複製他的結果，但無人成功，慢慢他便露出馬腳，促使貝爾實驗室徹查此事。
外國嚴打抄襲偽造
貝爾實驗室當時有財政困難，正在承受着巨大的早日要出科學成果的壓力，桑恩事件若屬實，實驗室的形象會大受打擊。但實驗室卻選擇勇敢地調查，這位明星學者在二○○二年分別致函給刊登過桑恩論文的期刊，告知它們資料都是虛假的。它的高級副總裁寫道：「我們對科學的榮譽操守極為重視。」
二○○二年《科學》決定撤回了桑恩的八篇論文。二○○三年《自然》也撤回了七篇。但最值得鼓掌的，卻是桑恩的母校。
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自然》的社論報道，康斯頓大學決定褫奪桑恩的博士學位，並在聲明中說：「他濫用了這張進入學術世界的入場券（指博士學位），而且所用方法是如此存心不良及不負責任，他放棄了對學術的獻身，博士學位的尊嚴受到危害，……科學在公眾眼中的公信力被破壞。」
洋人對學術腐敗立場如此鮮明，中國學術界卻是首鼠兩端，一部分人甚至要把它合理化，要學術規範走所謂「中國模式」，這如何對得起堅持學術操守的研究人員？
為什麼學術界對學術腐敗必須採用十分嚴厲的態度？這問題有經濟學的解釋。學術界大部分的基礎研究成果都只是對公眾可能有貢獻，對個別的公司作用有限，所以公司不大願意出錢負擔學術研究的費用，學界中人的收入回報與其付出的代價及時間相比，其實十分菲薄。
支持他們工作的動力，是來自其求真精神及發現新事物的樂趣。若有害群之馬出現，殃及池魚，使自己辛苦得來的學術成果受到社會廣泛質疑，他們必不高興。所以一見學術腐敗浮現，正直的學者都要與其劃清界線。嚴厲懲處，正是提高學術腐敗的機會成本的方法。
基於上述原因，西方一流學府對學者的要求極高。他們要想獲得終身教職，便必要過五關斬六將，文章要在權威刊物出版，接受審稿人大量吹毛求疵、甚至無理的質疑。經過這種洗禮，他們對學術純潔性的執着往往十分強烈，抄襲偽造等行為，死也不肯做。
香港學術界可為內地借鑑
但是，中國的學術腐敗為何如此普遍？學術是非的觀念在一部分人中又如此薄弱？除了學界的晉升體制不發達、被發現「造假」後又無懲罰外，其激勵機制亦大有問題。內地大學往往用獎金或房屋等方法鼓勵學者投稿。
清華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們若能在《自然》或《科學》出一篇文章，可有五十萬元獎金。小兒今年有一篇論文在《自然》刊登，他聽到內地五十萬獎金後羨慕不已，這已是他當學生幾年的收入了。上述武漢大學的研究也有發現，在內地偽造論文的生意，在去年市值約十億元。
造些假資料，包裝成一篇驚世巨著，有望可得大額獎金，總會有人肯鋌而走險。但如此一來，國際上的權威刊物卻要常常把內地學術腐敗拿來當話題，加以防範，中國學術界又情何以堪？
科技水平對一國的國力影響重大，而學術腐敗肯定拖慢科技發展。中國如何才能擺脫學術腐敗的羈絆？《自然》的編輯們認為，法律懲處作用不大，因為法律界中人根本不懂學術問題。互聯網使「造假」容易暴露出來，但網民科學知識不足，常會在不同陣營互相指責，做不到毋枉毋縱，最好的解決方法，還是倚靠學術界本身建立機制。
在這方面，香港倒可以做到重大貢獻，香港學界遠為潔淨，而且對建立現代學術規範經驗豐富，我未聽過外國期刊會對來自香港的論文抱有特別戒心。
香港學者與內地學者交流頻密，回內地幫助建立實驗室的人如過江之鯽。香港學術界的規範，在中港兩地學術界的長期來往中，應可起到很大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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