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0日 - 信報
好友徐家健在他的Facebook專頁感嘆：「美國嘅入口關稅，立國後頭嗰近100年可以話高到冇朋友（點解？），高到一度超過60%，而且仲要差不多咩入口都要抽（咩方程式嚟？）。要到內戰之後，先開始有部分入口開始減稅（又點解？）。到咗三十年代大蕭條就再次加返上去，但唔係樣樣都加（又又點解？），而且加到盡都冇十九世紀關稅高峰期咁高。加咗幾年，1934年又開始減（又又又點解？），直到特朗普第一任政府⋯⋯」
朋友笑言不少本地KOL對這段歷史一知半解，在美國呢？KOL的層次高一點，但這段歷史卻常被用來為當前關稅政策辯護。保護主義支持者認為，美國的工業化成就是在高關稅保護之下達成的，關稅因此被視為推動經濟發展與重建產業競爭力的有力工具。類似說法如：「在全球最高關稅壁壘之後，美國由農業國蛻變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這些敍述語氣堅定，但其中的邏輯與實證基礎卻值得進一步檢視。
事實上，十九世紀後期的美國確實維持高關稅政策。從1870年代至一戰前夕，製成品的進口稅率常年維持在40%至50%，高於同時期大多數歐洲國家。然而，經濟學一再提醒：相關不等於因果。當美國經濟在高關稅環境下迅速增長時，也正經歷技術革新、大量移民、豐富資源開採與內需市場擴大等諸多變化。若僅以歷史巧合作為因果論據，難免陷入誤判。
在這方面，兩位經濟學者一篇最新研究以「關稅有令美國製造強大嗎？」（Did Tariffs Mak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Great？）為題，為此一歷史命題提供了實證檢驗。【註】該研究結合1870年至1890年間美國製造業的縣級資料，觀察不同產業面臨的有效關稅變化對於勞動生產力、總產出與就業的影響。
孕育「溫室企業」 削弱生產力
研究結果清楚指出：關稅提高與勞動生產力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關係。儘管關稅可能短期促進產值與就業，但其所帶來的生產力損失，顯示資源可能從更有效率的部門轉移至受保護但低效率的產業。簡而言之，保護或養成「溫室企業」阻礙市場競爭與技術創新，損害長期經濟活力。研究亦排除投入成本變化的影響，發現即使在進口佔比極低、投入價格未明顯上升的條件下，關稅仍對生產效率產生負面作用。這代表問題不在「成本過高」，而是「保護削弱了壓力與激勵」。
這與今日部分「再工業化」倡議者的政策主張截然不同。近年不少政治人物試圖複製十九世紀美國的模式，認為透過高關稅保護可以重振本地製造業，甚至扭轉全球供應鏈。然而，現代經濟體系高度全球化與跨境分工，貿易限制所帶來的負面溢出效應遠非百年前可比擬。
值得留意的是，十九世紀的美國享有極為特殊的結構條件：內需市場廣大、自然資源充沛、人口快速成長、制度穩定與創新活躍等。把這段歷史經驗機械套用於今日政策環境，不僅忽視背景差異，更可能導致資源錯配與效率低落。
若今日美國重拾全面關稅手段，我們應問的是：是否已充分考量其在現代經濟架構中的實際效果？其所欲達成的目標（如重建產業鏈、自主技術、安全保障）是否有其他更有效率的工具實現？關稅是成本極高的政策選項，不宜輕率使用，更不能僅憑歷史敍事作為正當性基礎。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註：Klein, Alexander and Christopher M. Meissner（2025）: "Did Tariffs Mak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Great? New Evidence from the Gilded A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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