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6日 - 信報
1945年12月，美國前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但赫爾因為病重而無法親自前往領獎。他於是寫下一段短文，呼籲在「經歷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殘酷的戰爭與可怕苦難之後」，人類必須致力尋求和平。
赫爾向來以言詞誇大著稱，但他這次的看法，不僅清楚顯示1945年的局勢，也確切反映了人類時至今日的處境。赫爾身處的年代經歷了一場規模超乎人類想像的全球戰爭，當時發生的許多衝突，在今日統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稱為「二戰」。這場戰爭帶來難以形容與難以計算的苦難、剝奪與死亡。在此之前或之後，沒有任何一場戰爭能與其比擬，就連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無法望其項背。就算未來會像赫爾在1945年所預警，發生另一場能夠「將我們文明完全毀滅抹除」的世界大戰，但至少目前這樣的戰爭尚未發生。
這場牽連廣泛的殘酷戰爭，為歷史學家帶來各方面的挑戰。1940年代之後的時代變遷，使我們愈來愈難想像在這個世界上曾有超過一億名男性（與遠少於此數的女性）穿上軍服、拿着武器奔赴前線戰鬥，而這些武器的殺傷力在一戰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淬鍊，在二戰又有更驚人的表現。我們也很難想像各個大國能說服民眾同意將高達三分之二的國家產出投入於戰爭之中，而數億人必須承受戰爭帶來的貧困與飢餓，或在衝突永無止境的需索下，忍受自己在和平時期努力積攢下來的財富與儲蓄遭受奪取與破壞。
希特拉是果不是因
我們同樣也難以體會轟炸、流離失所、徵用與偷竊帶來的慘重破壞、剝奪與失落。戰爭尤其對我們今日的感受構成挑戰，使我們難以理解為什麼會有數十萬人犯下如此令人髮指的殘暴行徑、恐怖主義與犯罪行為。歷史學家布朗寧（Christopher Browning）提到，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普通人」，他們不是虐待狂，也不是心理病態。今日發生的內戰與暴亂雖然也充斥着殘暴行為，但二戰目睹的卻是如浪潮般的暴力壓迫、囚禁、折磨、驅逐與大規模種族屠殺，而且這些行徑都是由穿着制服的軍人、治安部隊、警察乃至於游擊隊員與民兵犯下的，這些加害者不只是男人，也包括女人。
過去，人們若要解釋二戰為何爆發，只需要歸咎於希特拉、墨索里尼及日本軍方在歐洲與東亞的帝國野心，如何激起了愛好和平的國家群起抵抗。無論是標準的西方敍述或蘇聯的官方戰史，都把焦點放在同盟國與軸心國的軍事對抗。這段軍事衝突確實已有許多優秀作品做出深刻探討與詳盡記載，因此本文不會在這方面多做贅述。
軍事結果固然重要，但過度聚焦於軍事結果只會產生更多疑問，例如引發戰爭的深層危機為何？戰時為什麼存在各種性質迥異的衝突？戰爭背後存在着哪些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脈絡？最後，即使二戰在1945年正式結束，為什麼往後很長一段時間卻還是持續出現不穩定的暴力衝突？傳統觀點認為，希特拉、墨索里尼與日本軍人就是造成危機的原因，但事實卻正好相反：這些人其實只是深層危機所引發的結果。
換言之，如果我們不了解推動這段歷史的力量，就無法合理解釋戰爭的起源、經過與結果。正是這一力量在二十世紀初的數十年間，在全球各地引發社會、政治與國際的長期動盪，最終促使軸心國採取反動的帝國領土征服計劃。唯有粉碎帝國擴張領土的野心，世界局勢才慢慢進入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替殖民帝國的最終瓦解鋪平了道路。
最後一場帝國戰爭
我這部二戰史的新穎之處，奠基在四大重要論據之上。首先，傳統的「1939年到1945年」分期已不再管用。戰爭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經在中國開打，1945年後過了十年才在中國、東南亞、東歐與中東結束。把戰爭限定在1939年到1945年，也許提供了二戰敍事的核心，但整起衝突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滿洲），往下則可延續到二戰引發的最後幾場內戰，這些衝突在1945年時都還打得難分難解。
此外，一戰與在此之前與之後發生的暴力衝突，深刻影響了1920年代與1930年代的世界，充分顯示將兩場大戰場隔開來，反而無法讓我們對這些衝突有更深入的理解。我們應該要把一戰與二戰視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的前後兩個階段，這是帝國危機進入最後一個階段時出現的世界體系重整。
其次，應該將二戰理解為全球性的事件，而不只是一場為了擊敗軸心國的歐洲戰爭，加上太平洋戰爭作為點綴。我們還需要看到中歐、地中海、中東與東亞，這些地區的動盪不安同樣危及了全球穩定，更解釋了戰火為什麼不只發生在幾個大國之間，還延燒到遙遠的地區，例如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島、南印度洋的馬達加斯加與中美洲加勒比地區的島嶼基地。相較於在歐洲戰場擊敗德國，亞洲的戰事及其結果對戰後世界的影響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現代中國的建立與西方殖民帝國的崩解，都是亞洲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結果。
第三，必須將這場大戰重新定義為好幾種不同戰爭的混合。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我們熟知的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包括侵略戰爭與抵抗侵略的戰爭，因為唯有國家才有能力動員充足資源與維持大規模武裝衝突。但除了主要軍事衝突之外，還有內戰與「平民戰爭」（civilian wars），前者諸如中國、烏克蘭、意大利與希臘的內戰，後者則可能是反抗佔領軍（包括軸心國與同盟國佔領軍）的解放戰爭，也可能是民眾為了自衞而進行的戰爭，特別是在面對轟炸威脅時。
有時候，不同形式的戰爭會在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中彼此重疊或滙聚，例如俄國的游擊隊或法國的抵抗運動。儘管如此，各種游擊戰、內戰與武裝暴動仍構成與二戰平行的小型戰爭，這些小型戰爭的參與者主要是平民，參戰目的是為了保衞或解放。平民動員使二戰更具有「總體戰」的特徵，也影響了二戰的進行方式。
最後，上述三個要素，時間、空間與定義，都源自以下這第四項論點：這場漫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是最後一場帝國對帝國的戰爭。過往探討二戰的通史著作，絕大多數都把重點放在「強權」衝突與意識形態，卻遺漏或忽略了「領土型帝國」（territorial empire）的重要性。
殖民統治迅速崩解
領土型帝國決定了這場漫長戰爭的性質，不僅戰爭必須從1931年起計算，戰爭的終點也不是到1945年為止，而是延伸到1945年後的混亂。這不是說，我們要以狹隘的列寧式觀點來看待這場戰爭，而是必須認知到唯有全球性的帝國秩序，才能將不同地區與不同形式的衝突連結起來。這套帝國秩序的支配者主要是英國與法國，是這兩個國家激起了日本、意大利與德國的龐大野心。
德意日這三個所謂「缺乏殖民地」的國家，為了確保國家存續與彰顯國家認同，開始對外征服，擴張自己的帝國疆域。直到最近才有歷史學家主張，軸心國模仿英法舊帝國的方式來創造屬於自己的全球「連結」，最終目的是要取代這些舊帝國。一戰前後就已出現的帝國擴張計劃與帝國危機，已大致決定二戰的爆發方式與過程。二戰的最終結果，便是長達500年的歐洲殖民帝國的終結與民族國家的興起。歐洲恣意擴張了數百年，最後還是免不了要退回歐洲。傳統殖民統治的殘餘，在1945年後的數十年間迅速崩解，促使美國與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成為新全球秩序的支配者。
二戰並非不可避免，但1920年代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的崩潰，加上全球帝國體系的動搖與民粹民族主義的興起，一連串危機導致的緊張與野心很難藉由國際合作加以化解。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經濟危機與突然出現的機會，促使日本、意大利與德國追求帝國主義的「新秩序」，也為既有的帝國如英國、法國、荷蘭甚至比利時帶來巨大災難──這些舊帝國在1940年到1942年間紛紛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敗。
雖然「新秩序」國家傾向於建立自己的區域性帝國，也不願立刻與蘇聯和美國為敵，但若不打敗或摧毀這兩大強權，就無法實現自己的帝國野心。「巴巴羅沙作戰」（Operation Barbarossa）與太平洋戰爭因應而生，也因此有了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戰爭──希特拉政權指摘猶太人策劃全球衝突、打擊德國的民族主張。
共產民主皆反帝國
這套新世界秩序不再奠基於帝國，而是依據主權國家的原則運作，仰賴的是曾經在1930年代崩潰的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這項轉變是由蘇聯與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共同促成。更重要的是，無論主張的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美蘇兩國各自的意識形態立場都是反對讓傳統殖民帝國繼續存在下去。兩大強國在反對帝國這一議題上還有一個重要盟友，那就是中國。1940年代晚期與1950年代，美蘇共同塑造了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主導者是冷戰的超級大國，而非領土型帝國。
即便德國與日本皆曾為了不讓民族滅絕而拚戰到最後，但隨着國內追求帝國擴張的勢力遭到擊敗，德日兩民族也獲得了重生的機會。1945年後，隨着戰時殘餘的政治與意識形態衝突在帝國餘暉及超級大國野心的背景下大致獲得解決，但暴力衝突仍持續存在，儘管規模已大幅降低。這就是傳統帝國終於解體，今日的民族國家於焉形成。
作者是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沃夫森歷史獎得主，書本英文名Blood and Ruins: The Last Imperial War, 1931-1945）。本文標題由本報編輯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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