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9日 - 信報
2024年是全球「超級選舉年」，70多個國家及地區進行關鍵的選舉，備受關注，甚或視作西式民主的考核之年。
西式民主制度以投票作為體現人民對政府認受的主要標準，現實卻是選舉常出現「非民主」的結果。一場選舉，需要鋪天蓋地的宣傳、造勢，資本力量較大的一方透過媒體、文化等影響選民心理，而美式選舉經費無上限，根本就是大財團及大企業的利益代理人博弈，結果往往是少數私人利益凌駕大眾利益，選民慘被愚弄戲耍。
美國前總統卡特曾經慨嘆，沒有兩三億美元，民主黨共和黨都不會給你提名，根本選不了總統。美國政治體系已是基於大量資金支持的「寡頭政治」，參選者需要支付競選團隊人員工資、雜費、宣傳費用，競選過程與其說是爭取民意、考驗政策宣說，不如說是考核財力。無怪乎多番選舉，「民意彰顯」後，美國貧富懸殊繼續惡化，種族歧視依舊嚴重，金權輪莊，平民百姓何來得益？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Gallup）本年初揭示，僅有約28%美國人滿意現在民主制度在美國的運作，是數十年來新低。
美國總統選舉「勝者全取」，勝利者可以奪取本屬於失敗者的剩餘選票，根本就是反民主；共和民主兩黨背後各有富人、大財團在操縱，長期把持政治，民眾只有兩個爛蘋果的選擇。極端資本主義導致貪婪、不平等，民主選舉對此顯然無能為力；反觀中國大陸、新加坡等的混合體系，雖然被西方詆毀為「威權」政體，但在治理實踐上舉世矚目，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甚至惹來西方的妒忌及壓制。
西方一些國家，本身有着各種各樣的治理缺陷，如社會治安、民眾文化水平、貧富懸殊、人權問題等弊病，所謂的民主選舉也無力改善。無疑，西式民主選舉具有一定的優點，但抽離現實政治、經濟、生產力關係的選舉，不能確保善治，甚或導致本應重視的實際問題失焦。
以全球最大的民主選舉國家印度為例，因為歷史原因，在脫離英國統治獨立後實行議會民主制，當時的民眾文盲率超過85%，選民基本上都缺乏議會民主需要的素養，直到今天仍有25%左右，女姓文盲率更高達約35%；印度社會極不公平的種姓制度仍然存在，包括最高種姓的婆羅門、掌控統治權的剎帝利、吠捨作為工農商，而最低層是體力勞動者首陀羅，缺乏社會地位和權利，四級以外還有賤民，傳統上只能從事清理屍體、污穢物等厭惡性工作，什麼民主選舉都不能改變後兩者低賤階層的殘酷命運。再者，民眾的法治意識相對薄弱，權錢交易的現象頻仍，據說一些法律訴訟程序可歷時數年甚至十多年之長，無錢不行，貪腐情況嚴重，低下階層談民主、平等根本是天方夜譚。
還記得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在2016年6月出爐後，一直擾攘至2020年才塵埃落定，方案多次被國會否決，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公投美其名為由人民決定自己的路，實質是當政者沒有政治承擔，事前未有進行客觀、科學、理性的分析及論證，國民只憑藉有局限的認知投票，或以主觀喜好決定。最終硬脫歐，反而加劇內部矛盾、經濟不振、歐洲銀行總部遷出等，前途更為灰暗。
西方政治模式多注重「政體」，亦即政府的組成方式、架構等，關心分配及制約權力，不少人下意識地單看政體架構，產生「民主」與「威權」對立的思維。中國的政治傳統則重「政道」，重視政治能夠促成良政善治的目的，這與中國本土國情有關：地大物博、歷史悠久，地域差異及發展水平不一，當務之急是如何使百姓過上好生活，就如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所言，衡量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主要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生活及生產力是否得到持續發展；一句「為人民服務」，盡顯中國以民為主最根本的治理之道。
古希臘時代的小國寡民誕生出公民投票的原始民主形式，隨着社會生產力進步、關係愈趨複雜，再用投票形式作重大決策是否一個好方法？再以「形式民主」為最高道德標準顯然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徒增冷戰思維，製造意識形態對立。
相比起西方票選的形式和「政體」，中國更重視治理的實質和「政道」；比起「選舉」，後者更重視人才的「選拔」。
自從十九大起，中國揚棄「海推」、「畫票打鈎」，改以深入談話調研、考量政治能力經驗選拔，籌組新的領導層。進入政治局的委員中，大多具有治理實績或專業知識，靠實力打「木人巷」脫穎而出，絕無懂得討好選民就能當選的情況。
中國政府受國民信任遠高於所謂的「民主國家」，美國公關公司愛德曼信任指數（Edelman Trust Barometer）近幾年的數據都反映中國政府位居全球「最受人民信任」的前列，在2022年受信任程度有91%，民主大國美國有39%，英國有36%。
國家宏觀上以科學態度制定戰略，過程一絲不苟，吸納各界別意見，例如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前往山東調研，並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就即將於7月召開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哪些領域進行什麼改革等，諮詢各業界專家學者、國企、民企、外資、港澳台資企業等，涵蓋各行各業、世界經濟及政治等，香港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亦是受邀發言者之一，可見中央吸納意見涵蓋面之闊，港澳發展亦深受中央重視；微觀上，積極更新老百姓反饋渠道，有極高的回應性，這正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精神。
中國在歷史發展中體現出強大的「自我革命」糾錯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指「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治理中國這複雜的大國，永遠有改善的空間，必須精益求精。香港經歷了20多年的政治拉扯，撥亂反正後全力「拚經濟」，相信政制方面的進步也不遠。以往香港社會講民主，大部分時間是「口同鼻拗」，未來政制革新，應集中在治理績效和「選拔」成份，建立更有效機制，確保客觀、科學、向市民問責的施政及議政，既要講「民主」，更應思考促進「善治」，具體可從行政及立法兩方面推進。
在行政方面，現時管治的一大問題是政治委任問責官員（司局長）與常秘、高級公務員甚至公務員體系之間有斷裂或不銜接，曾有前問責官員戲稱自己只是大公關、「大salesman」，負責講好及推銷，而不知道最終的「產品」能否實現、質量如何。常秘及高級公務員掌控了執行權、錢、人等資源，升遷亦不由問責官員負責，若然司局長與常秘理念一致，固然最好；倘若彼此不咬弦，問責官員對下屬公務員缺乏管控權，後者是「鐵飯碗」、「鐵一般的衙門」，前者只是「流水的官」，是短暫過客，後者有何畏懼？制度決定了心態，必須矯正。過往有稱公務員「陽奉陰違」，首任特區政府在2002年7月問責制度推出之前的情況特別明顯。
再者，空降的問責官員在政府內如想有所作為，必須得到常秘及公務員系統的合作及支持，難免有時息事寧人，甚至有戲言逐漸被後者同化，新思維、新改革難免被稀釋淡化。
另一方面，由高級公務員轉為政治委任的司局長，本身資歷豐富，但缺乏社會或行業磨練及履歷經驗，難有新思維，這是先天決定了後天，錯不在他們。
在立法會方面，本屆任期餘下一年半，日前有媒體指有政圈人士估計，下屆立法會或換血三分一，傳聞甚囂塵上，尤其暗指「受照顧」而上位但又表現欠佳的議員。
其實，古今中外「受照顧」的比比皆是，香港未有《港區國安法》之前，反對派長期擾亂施政及議會，2019年更挑起「黑暴」，危害國家安全；當年建制派上下一心，全力「照顧」己方候選人在各級議會的選舉，奮力與反對派爭奪席位。所以「受照顧」不是問題，關鍵在於上位當選後有否勤政履職，德能是否配位。今天社會整體穩定下，不論有否「受照顧」上位的各級議員，在政治鬥爭成為歷史後，面對社會各種經濟民生問題，誰是真心「為人民服務」，誰是以「尊貴的」身份混沌其職、疏懶政事，巿民心中有數。
香港需要在政治制度上持續進行優化、改革，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必須精益求精。
2003年特區政府曾在教育系統進行「局署合併」，教育署合併入教統局，常秘需要協助教統局局長制定實施教育政策，確保政策一步到位，提升效率，並減少人手，節省開支。鑑於問責官員有責無權、常秘有權無責，政府部門可否參考局署合併的模式？例如由局長及副局長兼任正副署長，權責一統，並為確保「局」在制定政策的主導性、獨立性、創造性，避免「署」tail wags the dog「妹仔大過主人婆」，同時增設局長政策顧問團，由業界代表組成，直接向「局」建言獻策，亦體現政策制定過程「民主性」。局署長有權評核下屬公務員表現，聯同公務員事務局綜合評分，打破公務員「鐵飯碗」心態，令「流水的官」不再被視為短暫過客。
針對人才培養，可以參考新加坡的「旋轉門」機制，協調私人企業，為有潛質、使命感、上進心的中級公務員停薪留職，到私營機構任職一段時間，薪資福利由私企支付，熟習產業生態、營運等，獲取實戰經驗，日後返回政府可成為問責局長人才庫。反之，政府應可協調讓有使命感的私企中高層人士，借調至政府部門工作一段時間（如出身銀行界的已故前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棄商從政，在任表現備受讚賞），既能夠打破被詬病為「溫室」的政務系統，為政府滲入「溫室」內難得的業界實戰經驗，令制定政策及施政更貼地，前者亦能藉此形式了解政府運作，看看自己是否有興趣在政治上發揮，並增加政務系統的「透明度」，使有德有才的公眾有更多機會參與政治。
在《港區國安法》及23條相繼立法後，社會基本穩定，立法會應可引入更多競爭，包括鼓勵更多有志之士參與各級議會選舉及增加選民數目；就增加選民數目方面，筆者有個不成熟的想法，例如參考香港專業界的運作，政府在尊重專業自主之餘，另外委任一些lay members非業界人士進入專業團體理事會，以確保專業界對社會的問責及透明度；同樣概念，除了直選界別外，可否在功能及選委兩個界別的選民外，加入一定比例的非界別選民，例如隨機在18區抽籤，以增加此兩個界別向社會的問責性？
議員在任期間即使表現欠佳，也無從問責，這是不少「民主政府」的通病；為此可否考慮引入中期、年度表現評分機制？例如由各界別選民定期評分，有壓力，自然有動力。
其次，能否增加立法會的開放程度，讓有志之士（透過某種機制甄選有興趣從政人土）可以列席立法會各事務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並給予有限度發言權、提建議，但不能投票？既可廣納意見，又可增加監察，更能培養有潛質從政之士。
繼政府要求所有公務員必須宣誓/簽署聲明効忠特區政府外，特首李家超引入的「紅隊」（Red Team）概念及部門KPI績效指標，十分有創意，筆者相當支持，前者更能從內部扮演批判、反對的角色，全面檢視決策和執行計劃的效果。去年12月，公務員事務局推出的更新《公務員守則》，有助於強化公務員對國家及特區政府的忠誠，免除對政治中立的誤解。另外，獨立於政府部門的審計署，進行衡工量值審計，直接向特首負責，一向都有相當效益，但此類監察僅屬於事後的質量檢查（Quality Control，QC），能否再進一步，參考內地「中央巡視組」的概念，直接由政府指派的「巡視員」進駐存疑問題的部門一段時間，查出原因，建議改善方法，作為QA（Quality Assurance）事前預防性質的規劃，從而能夠「QC+QA」前後把關？
有說1997年回歸至2022年的25年，是「一國兩制」1.0板本，並摸索出一個普模及大致框架；現在「一國兩制」進入2.0版本，面對全球各種各樣大變局，特首李家超承擔的責任更重。西方式的「民主選舉」顯然不是應對治理問題的萬能藥，更不是應該繼續糾結的問題，香港要集中精力處理的是，如何增強自己競爭力，改善治理體系、管治心態，繼續摸索出真正值得追求的港式民主制度。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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