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0日 - 信報
人是講故事的動物，既喜歡真實故事，也愛好虛構故事。故事是人類用以理解、詮釋天文地理現象，以及人間世各種行為的工具。古人先虛構口述神話，後發明了文字，便寫戲劇、小說。詩詞歌賦都是故事。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畫，每幅都是舊約和新約的故事。不懂《聖經》裏的故事，便看不懂那些畫了。
到了今天，人人都「消費」故事。電影、電視劇、 錄像、 動漫都講故事，連紀錄片、新聞都一樣講故事。照片亦然。抽象藝術之所以難懂，不為大眾接受，皆因它不講故事。
一個迷路的人，沒有指南針，便找不到路。抽象藝術沒有故事，便不容易欣賞。只要虛構出故事，最抽象的藝術作品，也會變得可懂、可欣賞。
大家不妨先觀看這段約1分20秒的黑白卡通片。片中只有一個長方形，一個大三角形，一個小三角形和一個圓形，互相追逐，十分抽象。
可是，作者Fritz Heider及Marianne Simmel教授在1944年放映給36名大學女生看時，35人都詮釋為一個故事。圓形是女主角，兩個三角形是男性。大三角形是壞蛋，小三角形是英雄，壞蛋先擊退英雄，然後進入長方形追逐美人，跟住小三角形英雄救美，大團圓結局。
由此，兩位教授在經典論文Experimental Study of Apparent Behavior中，點出結論：虛構故事──用學術名詞說：建構「敍事」（narrative）──是與生俱來的人性衝動（human impulse）。
西方十七世紀至今的古典音樂，大多是純器樂（如交響曲、奏鳴曲等），相當抽象，要學才能聽懂和欣賞，是以難入俗耳，遠遠不及有歌詞（有歌詞便易於講故事）的歌曲那麼受歡迎。
現時，要引導孩子（或初學者）欣賞和認識古典音樂，大多用三首音樂：普羅哥菲耶夫的《彼得與狼》，這是管弦樂童話，還附有旁白，即是用「敍事」引領孩子進入古典音樂的世界。
另外兩首是聖桑的《動物狂歡節》及布列頓的《青少年管弦樂隊指南》。兩者「敍事」不如《彼得與狼》，但也非純抽象的音樂。恐怕少之又少會用二十世紀以來的無調音樂作品，作引導之用吧！
性別主義
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中世紀羅馬天主教廷， 在教堂高歌讚頌天主的大愛時，用人聲和唱而不許用器樂，因器樂可以任由個人建構「敍事」和「意義」，未必符合教義。至巴哈、韓德爾、海頓甚至莫扎特的時代，有了標題音樂，卻依然不會為古典音樂建構「敍事」。
貝多芬之後，音樂家為古典音樂建構「敍事」、詮釋「意義」便十分普遍，連音樂家和作曲家也不能幸免。
華格納便說過，他聽貝多芬的第三交響曲「英雄」時，腦海中是一個快樂的男子，冒着狂風，走過田野，開懷的遠眺草原，並在高地用打獵的號角吹起歡樂的調子。這便是典型的建構「敍事」啦！
至於詮釋「意義」，最有趣的當然是二戰後流行的女性主義詮釋。美國音樂學家蘇姍麥嘉莉（Susan McClary），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詮釋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和主流的詮釋截然不同，十分「出位」。
她認為，第九交響曲首樂章的結尾，是音樂史上最可怕、最暴力的一刻，積聚了無法宣洩的能量，最終爆發為強姦犯的謀殺幻想。此段評語刊登在1987年的Minnesota Composers Forum Newsletter，樂評界能不嘩然？
一如意料，抨擊者多，附和者少。雖然柴可夫斯基已解釋：他的第四交響曲旨在描寫人類無法反抗命運的悲哀，但麥嘉莉卻詮釋為一名同性戀者因無法滿足父親的期盼而悲傷。
麥嘉莉認為：奏鳴曲可以詮釋為性別主義、歧視女性和帝國主義。性別主義和歧視女性，因為奏鳴曲的主調，多是「男性」和「陽剛」（masculine）的，次調才是女性的，即是男尊女卑。
她又認為1600至1900年間的調性（tonality）音樂結構是：先挑起欲望和期盼，然後不予滿足， 直至樂曲結尾的高潮，才得到宣洩。這不就是所有小說和「敍事」（故事）的結構嗎？
無論你贊成或反對華格納和麥嘉莉，你都要承認，有了「敍事」和「意義」，話題多了，音樂亦有趣得多，既具聲藝之娛，亦有「敍事」之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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