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4日 - 信報
小提琴女王Anne-Sophie Mutter（安蘇菲．慕達）上月來港，首度偕香港管弦樂團獻技。穿一襲金黃色長裙，姍姍登台。台上是興致勃勃的樂手以及Mutter力捧的新一代指揮Michael Francis，台下是黑壓壓一群觀眾，有老有嫩有香港人有外國人，全院滿座。
第一首演出曲目是Sebastian Currier（庫爾埃）的作品Time Machines（《時光機》）。一開弓，果然不同凡響。琴聲光滑如緞，起伏不定，跌宕有致。誠然Mutter琴技居功至偉，Sebastian一時如詩畫一時似風雨的當代音樂傑作，也是一把掏心挖肺利器。
老實說，當代音樂弄不好可以是票房毒藥。那些把音調拍子旋律結構通通打破的新時代作品，一開場便o依o依哦哦，正當觀眾疑惑：怎麼還在調音？原來演出早已開始──這樣的案例俯拾皆是。許多樂迷和演奏家，對當代音樂也是敬而遠之，幸好有Mutter這樣有心有力的音樂大家，讓當代音樂的o依o依哦哦變成娓娓之音。
不過正如Mutter所說，無論你喜歡它也罷，避之則吉也罷，當代音樂畢竟是我們這一時代的產物。即使Mahler（馬勒）有多偉大，Gershwin（哥舒詠）有多浪漫，那也是昔日的偉大和浪漫，逝去的已然逝去。
所以，Mutter成立基金，推動當代音樂。不僅委約作曲家創作，自己也身體力行演出。由她負責首演的當代作品，多不勝數。她是古典樂界最熱衷支持當代創作的音樂家之一。
然而她卻說，自己不喜歡當代音樂。
正確而言，是不喜歡大部分當代音樂。最少在首次拉奏的時候不喜歡。
「太遠離現實了。」她笑道。
如何遠離現實呢？就拿Time Machines作例子吧，那是一首七個樂章的曲，目的在「探討音樂觀與時間觀之間的關係」，第一樂章稱為《破碎的時間》，第二樂章稱為《延後的時間》，之後是《壓縮的時間》、《重疊的時間》……第五樂章叫《熵的時間》。
別說音樂，單是文字也不易理解。即使是Mutter本人也說：「好些部分要聽三四次才能明白。」
重視作品的音樂顏色
訪問在半島酒店客房進行，玻璃外是她特別喜愛的維港夜景。Mutter九十年代第一次來香港時，便被這片燈光閃爍的夜色吸引住。當時她和家人、朋友一起出行，窩在房間好半夜沒有開燈，只管看對岸的大廈高樓。
如今她已來過香港多次，夜景還是喜歡，但看過許多遍了，不會再驚嘆。而且在做訪問，也沒有關燈。
「藝術是知性的，我可以欣賞它，但它與我未必會產生聯繫。」她說。音樂當然離不開旋律，但對Mutter而言當代音樂的重點卻不一定是旋律，而是「顏色」。只要她能夠看見作品的「顏色」，旋律怎麼都無所謂。
所謂音樂的「顏色」，就是無法具體描繪的情緒。火紅的熱情、深藍的冰冷、翠綠的和諧……交織起來是一幅美麗的抽象畫。
「我希望當代音樂家可以透過作品，展現『美麗』。」
然而這句話想必引來許多當代藝術家──也包括音樂家在內的攻訐。法國詩人Baudelaire（波特萊爾）不要美，他要表現醜；意大利導演Sergio Leone經典作品是The Good,the Bad and the Ugly而不是and the Beauty；岳敏君的大笑人也醜得離譜，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
當代藝術的重點不在美麗，而在醜陋。因為醜陋，所以催逼人反思何謂美，是當代藝術的本意之一。
然而Mutter不這樣認為。
「的確『美麗』往往給人一種膚淺的感覺。」她說。記者想起香港俗語「胸大無腦」，英語也有dumb blonde（金髮白癡）的說法。「但事實不是這樣的。『美麗』實際上與對稱、光滑、閃令令無關，它是純潔、獨特，勾鼻子也可以很美。」
顯然她說的是「內在美」，但人類的內在美還好理解，音樂的「內在美」卻是什麼？Mutter說，即便是從五歲開始，在音樂世界浸淫了四十四年的她，有時也不好掌握。而掌握過程中所需要的，是堅定的信念和享受音樂的態度。
「如果你只演一次便認定作品有問題，就此擱下，那你不如不要碰。你得演兩次、三次，尋找作品的魅力。作為樂手，你得享受音樂才行──」說完，她把聲音壓低，笑着補充：「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不悅耳也不應該抱怨
雖已貴為世界小提琴女王，但遇上當代作曲家的新作，即使覺得不悅耳（甚至難聽），仍不會抱怨，盡力拉奏。Mutter就是這樣的性格。
她與Time Machines的作曲家Sebastian已是二十年老朋友了，但友情是友情，音樂是音樂。她不希望任何作曲家因為友情而創作迎合她口味的音樂。
「當我和他談作品時，他就是一個作曲家，而我就是他忠實的僕人。」Mutter一本正經道。
女王都要做僕人？
「當然作曲家需要樂手，才能把樂曲演奏出來。」她說。「但假如沒有作曲家，那我們又是什麼呢？」
Mutter在作曲家面前，總是謙卑的。她說自己有幸「獲得許多大作曲家的青睞」，得以演奏不少當代音樂傑作。當然，在外人如記者眼中，優秀演奏家配優秀作曲家，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一如好導演配好演員，才子配佳人……
然而Mutter不這樣想，她只覺得自己幸運。這是她拒絕擺女王款、裝腔作勢的佐證。
在電影界，常有影帝影后命令年輕導演改劇本的情況。而這位忠實僕人，除了在自己的樂器上，會對作曲家提出小提議外，其他範疇絕不肯跨越自己的職責半步。她只一心一意，讓作曲家的概念照射出最耀眼的光芒。
「一個女性音樂家成為作曲家的繆斯，難道不是一件很有詩意的事嗎？何況繆斯本身就是女性。我覺得創作確實是有一種女性特質在裏頭的。」
但即使是讓作曲家對自己的小提琴部分作輕微修改，Mutter也要確定這是為了令樂曲更好，而不是方便自己演奏。
「面對難演的樂段，我必須要受苦和掙扎（suffer and struggle），因為這是音樂一部分。例如貝多芬的樂章，就是因為樂手演奏時必須掙扎，火花才能迸濺出來。」
這番話聽上去不無被虐的感覺。當然Mutter不是被虐狂，她只是把這種性格看成一種德國傳統美德：德國人相信，愈黑暗的地方後面愈光明。中國諺語說：先苦後甜，而德國人則認為先頭愈苦往後愈甜，愈痛苦便愈快樂，由此練就堅忍不屈的民族特質。
Mutter也由此練就得以稱為世界小提琴女王的神乎其技。
最終要找的一個人
訪問中，Mutter多次提到「顏色」這兩個字。她說，當代音樂要有「顏色」；問到她為何把與港樂合演的曲目從德伏札克（Dvorak）改為孟德爾頌（Mendelssohn），她也答說「因為『顏色』可以延展得更寬廣。」
音樂的顏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當然記者不是不記得中文修辭手法「通感」。集體回憶是會考課文，黃國彬《聽陳蕾士的琴箏》一句「金色的太陽擊落紫色的水晶」，聽覺與視覺交融。
但對Mutter而言「顏色」不只是純粹通感。問她有沒有特別受哪位作曲家影響，她歪頭思忖一下，籠統回答「基本上每個作曲家都有」，話鋒一轉，卻談起幾個畫家的名字來。
「我喜歡克利（Paul Klee），喜歡莫內（Monet），當我第一次去巴黎附近的莫內花園，幾乎要哭出來，因為實在太美了，就像伊甸園一樣……」
聽她娓娓道來，幾乎以為她握的是畫筆而非小提琴。「當然音樂家對我而言也很重要，比如說一些小提琴家會給我指法上的建議……但更大問題在於生命本身。」
音樂、文學、繪畫、書法、雕塑……藝術形式有千千萬萬種，然而它們是殊途同歸的，最終都要回到「生命」。如果說，演奏家沒有作曲家便什麼也不是，那當音樂沒有生命，它還可以是什麼呢？「必須要對生命敏感。」Mutter如此強調。「有時候你會因而感到痛苦，但這肯定將令你的人生更豐盛。」
與學生湖上泛舟
關於「痛苦」這一點，她沒有說很多。我與Mutter不過是一面之雅，也不願多問。只記得她在1989年曾經結過婚，生過兩個孩子，名為Arabella和Richard。六年後丈夫因癌症去世。2002年她與知名音樂家Andre Previn再婚，四年後分開，但二人現在仍不時合作。現時她單身。
「音樂是人生一大部分，但更大部分，是人際關係。」
她把音樂會看成是一種與陌生人建立關係、分享經驗的過程。Anne-Sophie Mutter基金也是在強調「關係」的理念下成立的。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音樂教育基金，它們資助樂手學習、演出、購買樂器，然而沒有一個是由音樂家成立，而那音樂家又會以「大姐姐」的身份，親身照顧樂手個人需要。
基金現時支持六位年輕音樂家。她能教的，便給他們私人授課；不能教的，便替他們找合適的老師；他們想與哪位音樂家或指揮大師合作，由她出面張羅；她也帶他們看電影，參觀莫內的墓，爬奧地利的山，在湖上泛舟，讓他們親歷布魯克納（Bruckner）樂曲中描述的景致。
到底與小提琴女王在奧地利的波光水影中談布魯克納，是怎樣的感覺呢？記者不期然幻想。
「我是要找一個演奏家，但最終要找的其實是一個人。一個對社會有價值，可以讓彼此互相幫忙，更進一步了解對方的人。」她像回憶又似期盼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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