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

《鄧小平時代》——治國之術(一) - 傅高義

2012年5月10日 - 信報

「我寫這部關於鄧小平的書,心目中的讀者首先是西方讀者。作為一個研究中國事務長達半世紀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國人和西方人能處理好他們之間的關係,世界的未來會變得更好,而這又要求雙方達成更深的理解。」 ——《鄧小平時代》作者 傅高義

編按:數中國近代改革開放的風雲人物,每個人、尤其是中國人必定想到一個名字——鄧小平。從鄧小平的出身,到三起三落的傳奇事迹,又或是他推動改革開放,到九十年代初南巡—— 一步一路,均牽繫着每個中國人的命運。

傅高義的巨著《鄧小平時代》,對鄧小平一生走過的每個歷史場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奇險崎嶇,均有嚴謹獨到的透徹分析。

全書共分為六大部分:一、鄧小平的背景和經歷;二、曲折的掌權之路(1969-1977);三、開創鄧小平時代(1978-1980);四、鄧小平時代(1978-1989);五、鄧小平時代的挑戰(1989-1992);六、鄧小平的歷史地位。

本報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一連數天,獨家刊載書中六大部分的精粹,敬希讀者垂注。

以下是傅高義在書中描述鄧小平治國之術的撮要。

充分運用個人聲望

鄧小平無法忍受令毛澤東感到陶醉的個人崇拜。與毛時代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公共建築裏基本不擺放鄧小平塑像,人們家中也幾乎見不到懸掛他的畫像。很少有歌頌他成就的歌曲和戲劇。他也從未擔任過黨的主席或總理。學生們確實要學習鄧小平的政策,也會引用他的名句,但並不需要花時間背誦他的語錄。

然而,儘管不搞崇拜、也沒有令人敬畏的頭銜——他的職位不過是黨的副主席、副總理和軍委主席,鄧小平卻對權力的各個重要層面行使着有效的控制。他充分運用個人聲望,大膽地創建了一套運作良好的體制,把一個國家建設得強大繁榮。

善於區分大事小事

鄧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種聲譽——他善於區分大事小事,將精力集中在能給中國帶來最大變化的事情上:制定長期戰略、評價可能決定長期目標成敗的政策、爭取下級幹部和群眾的支持、宣傳能體現他想實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複雜的領域,例如經濟或科技領域,鄧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戰略,然後向他說明不同的選擇,最後由他拍板。在另一些問題上,例如國防、與重要國家的關係和高層幹部的選拔,鄧小平會花更多時間摸清情況以便親自制定戰略。

自1952年就擔任鄧小平機要秘書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說明鄧小平的意見時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幹部認為毛遠新剛好相反,他在1975年末到1976年初向外界解釋毛澤東的意見時,往往用自己強烈的成見去渲染甚至補充毛澤東要他向其他幹部傳達的意見。王瑞林對任何事關黨或政府的事都避免作出自己的解釋,儘管他與鄧小平悠久的關係使他更像是鄧家的一員。王瑞林不添油加醋這一點對鄧小平來說很重要。有時在一些重要問題上,為使外界準確知曉他的想法,他會寫下主要觀點,讓王瑞林傳達他的書面意見。

受整體政治氣氛限制

總書記胡耀邦是黨務的執行官,總理趙紫陽則是政府事務的執行官,他們將所有重要問題交鄧小平最後定奪,但多是以書面形式,很少親自面談。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例會(但主要是書記處會議),趙紫陽主持國務院的會議。陳雲和鄧小平很少參加這類會議,均由機要秘書代為出席。趙紫陽在其口授的回憶錄中說,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書而不是決策者,但他們要負責抓落實。

鄧小平確實保留着拍板的權力,但通常他不會事必躬親;他定大政方針,讓胡耀邦和趙紫陽以自己認為最好的方式去落實他的指示。在作出最後決定時,鄧小平會考慮政治氣候和其他主要領導人的意見。雖然他做事獨斷而果敢,其實也受到政治局成員中的整體政治氣氛的限制。

特別看重國家權威

像其他高層領導人一樣,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鄧小平一般會去較溫暖的地方住上幾周。夏天他會去海濱城市北戴河避暑,那裏是高層領導人休假並進行非正式交談的地方。但是對鄧小平來說這些「休假」其實也是處理黨務的機會。例如1984年他在廣東和福建的經濟特區過冬時,肯定了它們取得的成就,把它們確定為沿海發展的樣板。在1988、1990、1991和1992年,他視察上海時,推動了加快上海市發展的計劃。

作為有十二年戎馬生涯的軍事領導人,鄧小平很看重權威與紀律。置身高位、參與治國後,他更看重國家的權威,因為他知道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年裏,中國領導人在維護治國所需的權威上是多麼艱難。1950年代擔任領導人時,他對毛澤東神一般的權力有親身感受,他知道這種權力能成就什麼。然而他也看到,當這種權威在文革期間被消耗掉之後,再想做成事又是多麼困難。

領導人要聽「建設性意見」

鄧小平就像中共領導層的其他同事一樣,認為群眾不僅需要在學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斷接受宣傳,要對他們進行「教育」,使之理解為何要遵守一定的規矩。而這種「教育」,需要輔之以人們對最高領導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對於膽敢蔑視權威可能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後果的懼怕。

鄧小平知道,他絕無可能讓群眾對他產生像對毛澤東那樣的敬畏。但是,他對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威也心中有數。他在擔任頭號領導人時已經享有個人威望,其基礎是他有五十年擔任中共領導人的資歷、他過去的功績、毛和周曾把他作為可能接班人的培養,以及他為國家作出正確決策的能力。直到1981年,毛澤東的形像一直有着強大的影響,為維護自己的權威,鄧小平必須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1981年他把毛的基本思想定義為「實事求是」而被人們接受,還作出了承認毛澤東1958年以後所犯錯誤的黨史決議。這樣一來,即便他在某些問題上背離了毛的觀點,鄧小平也足以維持自己的權威。

他支持「黨內民主」的觀點。對此他的理解是:領導人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以減少犯嚴重錯誤的危險;但根據「民主集中制」原則,一旦作出決定,黨員就要執行。

鄧小平認為,發展經濟可以加強黨的權威和他個人的地位,這種估計被證明是正確的。當1983年至1984年經濟迅速平穩發展時,鄧小平的權威幾乎不可撼動。當經濟問題嚴重時,例如1980年代後期,中國陷入嚴重通貨膨脹,社會上人心惶惶,鄧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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