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30日 - 信報
在理解了金融危機中政府干預的模式和時機後，我們可以模仿法國哲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的話來概括結論：政治學有經濟學所理解不了的激勵。
從經濟學的觀點看，問題是簡單的。當某主權借款人的償付能力完全失去時，其命運就維繫於市場預期了。如果所有人都預期意大利能夠償付債務，那麼他們就會以較低利率借錢給意大利。反之，意大利的財政赤字必定惡化，並很可能會違約。
如果所有人都預期信用評級的下調將導致意大利債務不可持續，那麼意大利將真的在評級下調後違約，不管下調是否反映了其真實經濟狀況。這就是我們經濟學家所謂的「多重均衡」的詛咒；我們預期其他人要逃命，那麼我們的最優選擇就是和他們一起逃命；但如果其他人選擇呆在原地不動，那麼我們也就沒必要逃命了。
命運任由市場擺布
在這一經濟學動態過程中，存在着兩個明顯的政策感知。首先，等到破產事件被觸發才行動太危險了，沒有哪個國家承受得起，因此所有國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沒有人知道這種危險的程度有多大，但哪裏出現了警示信號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違約的成本太大，因此任何國家都會盡力避免。
其次，如果一國最終不幸跨入了危險區，那麼只有兩種應對措施符合經濟學原理。要麼他們認為違約可以避免，因而盡快地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資源來阻止其發生。
不幸的是，這正是美國當局對2008年金融危機進行干預的橋段。貝爾斯登公司倒閉後，顯而易見還會有更多的問題接踵而至，但美國政府卻什麼都不做。2008年7月，當房利美和房貸美陷入破產危機後，財政部長保爾森信誓旦旦地說要放出「火箭炮」，結果打出的卻是一枚彈弓。接着，雷曼兄弟倒閉，保爾森才向國會要7000億美元來穩定金融體系。但即使這樣，也沒能阻擋危機發生。
同樣的鬧劇也在歐洲上演。如果歐洲官員認為希臘需要被救助，那麼馬上實施有利於希臘的干預，就能讓資源消耗最小化。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讓希臘破產，也應該立刻決定能讓損失最小化的措施。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了第二輪干預，而且看不到任何干預結束的跡象。而與此同時，意大利又告急了。
你也許會爭辯，政客之所以要如此行事，是因為他們不理解危機的經濟性質。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我認為他們如此行事的原因不是缺乏知識，而是不當激勵。
政客永遠是利己的
首先，即使是具有最佳激勵的人，要他選擇代價較小但馬上顯現的方案，而不是代價較大，但要在遙遠的未來才開始顯現的方案，也是很困難的。對於當選政客來說，較大的代價在未來成為現實時他們早已下台（甚至不在人世），因此如何選擇就再清楚不過了。這就是一國會不斷積累債務以至於跨入危險區的原因。
其次，預防措施做得好是得不到政治利益的，而問題爆發時積極善後卻能贏得巨大政治資本。如果當年羅斯福總統成功地通過對日本先發制人，防止了後者偷襲珍珠港，那麼我們大概至今仍在討論對日本的戰爭是否是不可避免的。羅斯福等到珍珠港被偷襲後才展開行動，卻為他贏得崇高聲譽。為了採取行動，政客需要一致，而要達成一致，通常得等到不作為的代價顯現無疑時才行。而那時要防止壞結果產生，通常已經太遲了。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企業家精神和金融學教授，他與Raghuram G. Rajan合著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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