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7日 - 信報
對香港人來說,MJ最大的啟示在於他的失敗而非成功。要記取MJ的教訓,我們既不可把他放在宗廟裏當神靈般供奉,也不應將他受醜聞困擾的下半生當作freak show般揶揄。MJ的悲劇作為一個警世寓言,其重要性在於提醒我們,人之所以為人,必須具備完整的自我意識與主體性。
MJ也許有太多的才華可以揮霍,但他負擔不起的是對自己身份的迷茫。MJ超越種族、性別和年齡的吸引力,來自他對自己的膚色、性慾和作為一個黑人男人的種種特徵的壓抑甚至否定。最後他掏空了自己的主體性,將自己改造成一個不黑不白、不男不女和不老不少的「非人」(un-man)。這是MJ把自己奉獻給舞台、觀眾和流行音樂的方式,也注定了他的生命必定以悲劇收場。
香港人的主體性自回歸以後也一樣岌岌可危。回歸前,香港人視他們口中的「大陸人」為他者,所謂他者,就是「非我」、「異類」和「阿燦」,是香港人歧視和邊緣化的對象。他們眼中的所謂「中國性」(Chineseness),在很多情況下根本與「他者性」(otherness)無異。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長久以來都由內地和內地人在文化意義上的他者性支撐着。
自我愈縮愈小
可是香港人在排斥內地人的同時也需要他們:人是一種社會關係的動物,他習慣了從與別人的關係中界定和認識自己;因此一個社會和一個族群,若要更完整和更準確地認識自己,便需要一個對照或鏡子。內地人作為香港人心目中的他者,在九七前所提供的正是這樣的一個參照體系。
回歸後,中央對香港不斷輸送利益,以及由自由行開始一連串逐步將香港與內地一體化的整合措施,令香港這種內在的主體性搖搖欲墜。內地人這個他者與香港人的自我已經變得愈來愈糾纏不清、密不可分,而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狀態,使香港人的主體性變得模糊。香港人的個體自我,亦在民族自我的巨大身影下,變得愈來愈微不足道,甚至自慚形穢。香港人主體性的失落,構成了近年來香港電影的衰退,以及在民間社會迅速蔓延的一種騷動不安的心理背景。香港原有主體性的失落已屬無可避免,它新的主體性如何建立起來、並可以有什麼含義和內容,才是最值得我們動腦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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