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等教育兩頭唔到岸，誰敢批判？ - 占飛

2011年6月4日 - 信報

香港大學慶祝百歲生辰出盡法寶，有本事請到「民主女神」昂山素姬「昂然出山」，做「百周年傑出學人講座」的嘉賓，喺星期一通過網絡與恨有民主恨到發燒的香港人講民主、人權和教育。這次座談是近年來昂山素姬在亞洲，乃至全世界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和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公開視頻談話，籌辦的港大社會科學學院可以說是威到盡。

這令我想到兩位來自美國名牌大學─—哈佛與哥倫比亞—─的教授在《曲速》（Warp Speed）一書中提出的，所謂「大製作思維」（blockbuster mentality）的概念。他們認為，在今日混合傳媒的文化中，新聞機構面對的已經不是興趣和需要集中的「大眾閱聽人」（mass audience），而是口味多元化的「分散閱聽人」（diffused audience）。主流媒體為吸引注意力渙散的受眾，只有用荷里活生產、包裝和宣傳大製作的手法炒作新聞。

似職業培訓多於思考訓練
其實要靠「大製作」來吸引眼球和製造話題的，又豈止新聞機構和主流媒體？大學要籌款、爭學生和明星級教授，自然要落力推廣自己的「企業形象」。姑勿論今次昂山素姬的座談會是否「大製作思維」的產物，從品牌開發的角度而言，它的確非常成功，進一步鞏固了港大的香港最高學府地位。

問題是港大並非品牌，它應該做的不是品牌開發的工作。作為公共品（public goods），港大必須搞清楚自己的信念、使命、角色和價值，然後才會找到自己在社會的位置。

這當然不是港大獨有的問題。香港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的笑話，是既不高等，所做的事情又往往與教育無關；即是又唔「higher」，又唔「education」。香港幾間名列前茅的大學，皆重視學術研究多於教學質素，提供的是職業培訓多過是思考訓練。那些高薪厚職假期多的星級學者和教授，做研究和發表學術論文的興趣遠高於教學。結果，大學生交學費，只是變相資助教授做研究和寫論文。反而樹仁和嶺南這些三線大學，更重視博雅教育、師生關係和教學質素，以及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大學的終身職位和長期聘用制，即所謂tenure，原意是維護大學的學術自由。這所以美國最好的大學，從哈佛到耶魯，普林斯頓到芝加哥，從來都是孕育敢言公共知識分子的溫床。像已故的反殖民學者Edward Said，語言學家Noam Chomsky和《信報》讀者熟悉的、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Paul Krugman，全是名牌大學的教授。他們不擦權貴的鞋，不賣政府的賬，不做企業的受薪董事，也不當政黨的媒體顧問，故此可以盡情罵白宮的無能和華爾街的無恥。

教授多明哲保身追逐名利
反觀我們的大學教授，除了任教於二線大學的林本利有罵政府和罵大財團的大無畏精神之外，大多數只懂得明哲保身和追名逐利。你只要找他們做什麼基金的委員，或者董事局的成員，他們自會覺得皇恩浩蕩，速速歸隊。不要說要他們批判社會，就是要他們批判大學，他們也做不到。對此等飽學之士來說，咬那隻餵他們食飯之手，有違他們的生存本能，乃智者所不為。難怪香港出版史上，從未有過由大學教授以過來人的身份執筆，揭大學瘡疤的書。堂堂學者，又怎會委屈自己做檢舉揭發舞弊內情的的所謂「吹雞人」（whistle bl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