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7日 - 信報
早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公佈《城市競爭力藍皮書》，顯示香港人覺得自己幸福的感覺，與他們積聚的財富完全不成比例。按這份文件的所謂「幸福感指數」，香港排第二百七十一，比兩年前下跌七十三位，反而首都北京卻能打入十大。
其實跟愛情一樣，幸福是一個永遠都說不完，也說不清的話題。西方哲人亞里士多德在兩千三百年前就指出，人是追求幸福的動物。天真的美國人甚至將追求幸福的權利寫進憲法，稱之為神聖不可侵犯的「the right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幸福既然是人類生存的目標，何謂幸福？哪一種人最幸福？幸福作為一種心理狀態，與健康、財富、美貌和權力是否有必然關係？這些問題，自然成為各方關注和研究的課題。
西方以科學計算幸福感
如此，「幸福學」應運而生——在講求理性、崇拜科學、認為什麼都可以量化和計算的西方，幸福甚至變成了一門跨科的學問，集數學、化學、生物學、心理學和經濟學各科之大成。《時代》雜誌的封面故事便曾以「幸福的科學」（The Science of Happiness）為題，從統計學和科學研究的角度探討幸福的本質。
中國人對西方人這種對幸福窮追不捨、尋根究底的態度大都不以為然，甚至會譏之為緣木求魚。中國的傳統文化當然有深邃的生活智慧，但中國人相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莊子也認為應該「以心靈支配萬物，而不求以力完成之」。所以在中國，幸福更多限於各自的心靈感悟，而有關幸福的理論、詮釋和解說從來不多，更不用說以科學的方法深入探討。
從這個角度看，近年來內地媒體、學術機構和智庫組織對中國人幸福感的關注，其實就像愈來愈多中國人喝紅酒和聽爵士樂一樣，都是西風東漸的結果。當然，這也反映了中國不僅在財富創造和物質條件上跨進了小康社會的門檻，就連人民的生活態度也具備了小康社會的特徵。
幸福感突然被提上議程，成為熱題，還反映了逐漸富起來的中國正處於一種難以言喻的焦慮狀態。在目前的主流論述中，幸福就算不是站在財富的對立面，兩者也總是被擺放於一種緊張的關係，彼此的矛盾往往被尖銳化，甚至戲劇化。這或多或少顯示了內地的媒體、知識分子以至普羅大眾，對財富仍然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敵視和不信任。很明顯，對於長期積弱、積貧的中國人來說，財富的創造和累積固然引發他們無窮美麗的想像；但在心靈深處，他們仍然視財富為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永遠的「他者」。
中國人仍視財富為他者
這種對財富愛恨交織的矛盾情感，也許解釋了為什麼多個調查發現，農民的幸福感會比城市人高。今日住在城市的中國人是全球化首當其衝的承受者，分分鐘要面對足以令其失去自我的身份危機。可以想像，對於生活在保守與現代、傳統與西方文明夾縫裏的中國城市人，在聽了太多有關傳統的落後、國界的毫無意義、普世價值和地球村的言論和報道之後，他們對國家的傳統、文化和價值，會產生怎樣的懷疑。這些自我懷疑，甚至自我否定，正是現代人焦慮的根源，也是他們失去幸福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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