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絕該獎的理由並不涉及瑞典科學院，也不涉及諾貝爾獎本身，正如我在給瑞典科學院的信中說明的那樣。我在信中提到了兩種理由，即個人的理由與客觀的理由。
個人方面的理由如下：
我的拒絕並非是一個倉促的行動，我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如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有人就提議給我頒發榮譽勳章，我拒絕了，儘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門任職。同樣，我也從未想進法蘭西學院，雖然我的一些朋友這樣向我建議。
這種態度來自我對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個對政治、社會、文學表明其態度的作家，他只有運用他的手段，即寫下來的文字來行動。他所能夠獲得的一切榮譽都會使其讀者產生一種壓力，我認為這種壓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讓-保羅·沙特”還是“讓-保羅·沙特：諾貝爾獎獲得者”，這決不是一回事。
接受這類榮譽的作家，他會把授予他榮譽稱號的團體或機構也牽涉進去。我對委內瑞拉游擊隊抱同情態度，這件事只關係到我。而如果是諾貝爾獎獲得者讓-保羅·沙特支援委內瑞拉的抵抗運動，那麼他就會把作為機構的所有諾貝爾獎得主牽連進去。所以作家應該拒絕被轉變成機構，哪怕是以接受諾貝爾獎這樣令人尊敬的榮譽為其形式。
這種態度完全是我個人的，絲毫沒有指責以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意思。我對其中一些獲獎者非常尊敬和讚賞，我以認識他們而感到榮幸。
我的客觀理由是這樣的：
當前文化戰線上唯一可能的鬥爭是為東西方兩種文化的共存而進行的鬥爭。我並不是說，雙方應該相互擁抱，我清楚地知道，兩種文化之間的對抗必然以衝突的形式存在，但這種衝突應該在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進行，而無須機構的參與。
我個人深切地感受到兩種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著這些矛盾。我的同情無疑趨向社會主義，也就是趨向於所謂東方集團，但我卻出生於一個資產階級的家庭，在資產階級的文化中長大。這使我能夠與一切願意使這兩種文化相互靠攏的人士合作共事。不過，我當然希望“優勝者”，也就是社會主義能取勝。
所以我不能接受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的高級文化機構授予的任何榮譽，哪怕我完全理解這些機構的存在。儘管我所有同情都傾向於社會主義這方面，不過我仍然無法接受譬如說列寧獎，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該獎的話。現在當然不是這種情況。
我很清楚，諾貝爾獎本身並不是西方集團的一項文學獎，但它事實上卻成了這樣的文學獎。有些事情恐怕並不是瑞典文學院的成員能決定的。
所以就現在的情況而言，諾貝爾獎在客觀上表現為給予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一種榮譽。譬如，南美一位偉大的詩人聶魯達就沒有獲得這項榮譽。此外人們也從來沒有嚴肅地對待路易‧阿拉貢，而他卻是應該獲得這一榮譽的。很遺憾，帕斯捷爾納克先於肖洛霍夫獲得了這一文學獎，而唯一的一部蘇聯獲獎作品只是在國外才得以發行，而在它本國卻是一本禁書。人們也可以在另一種意義上通過相似的舉動來獲得平衡。倘若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當我們簽署“一二一人權宣言”的時候，那我將十分感激地接受該獎，因為它不僅給我個人，而且還給我們為之而奮鬥的自由帶來榮譽。可惜這並沒有發生，人們只是在戰爭結束之後才把該獎授予我。
瑞典科學院在給我授獎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這是一個能引起眾多解釋的詞語。在西方，人們理解的僅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卻是一種更為具體的自由，它在於有權利擁有不止一雙鞋和有權利吃飯。在我看來，接受該獎，這比謝絕它更危險。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順從了我所謂“客觀上的回收”。
我在《費加洛文學報》上看到一篇文章，說人們“並不計較我那政治上有爭議的過去”。我知道這篇文章並不代表科學院的意見，但它卻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該獎，右派方面會做出何種解釋。我一直認為這一“政治上有爭議的過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儘管我時刻準備在我的同伴中間承認我以前的某些錯誤。
我的意見並不是說，諾貝爾獎是一項“資產階級”的獎金，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階層必然會做出的資產階級的解釋。
最後我再談一下錢的問題。科學院在饋贈獲獎者一筆鉅款的時候，它也同時把某種非常沉重的東西放到了獲獎者的肩上，這個問題使我很為難。或者接受這筆獎金，用這筆錢去支援我所認為的重要組織或運動。就我來說，我想到了倫敦的南非種族隔離委員會。或者因為一般的原則而謝絕這筆獎金，這樣我就剝奪了該運動可能需要的資助。但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顯然我拒絕這筆25萬克郎的獎金只是因為我不願被機構化，無論東方或是西方。然而你們也不能為了25萬克郎的獎金而要求我放棄原則，須知這些原則並不僅僅是你們的，而且也是你們所有的同伴所贊同的。正是這一點使我無論對獎金的饋贈還是對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絕感到十分為難。
最後，我謹向瑞典公眾表示我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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