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還可以是香港？ - 朱耀偉

2009年4月2日 – 信報

立法會議員余若薇最近以迷途的座頭鯨喻香港 ：「我和香港人同病相憐，不知為何迷失了方向。」說的也是香港不再是香港。九七回歸前後，香港害怕變成中國其中一個城市，於是努力建立自己品牌，卻不知全球化年代潛流急湍，香港最終或沒有lost in translation/transnation，迷失竟在於lost in transition。去年十一月張炳良校長在中大發表論文〈香港身份：本地、國家及全球身份之爭持〉，題目已經道盡香港的困境。近日張校長在報章撰文論香港是否不再是香港，提出的問題十分確切：「我們的活力在哪？」、「香港憑什麼可當自許的『全球都會』？」誠如張校長所言，從前「非中非西」可能是特色與機會，但今天「非中非西」卻可能會陷入自困。以往香港在中國與世界之間顧盼生輝，如今國家擁抱全球化，中國已變成世界，香港亦因此無所適從。

當年預告香港已死的《財富》（Fortune）雜誌，去年為此平反。雖說香港未死，但肯定六神無主。筆者早前曾作有關比較文學的演講，發覺比較文學的命運與香港竟有幾分相似。《全球化年代的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一書為比較文學把脈，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書評倒很富啟示性：「我們已到達終點完成任務……但不幸的是人人都同時達陣，因此沒人發現達陣的其實是我們。」香港曾經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會，但現在人人高呼國際化，處處自認大都會，香港反而驚惶失措，人叫我叫，卻忘記了當年活力所在。張校長說當年香港例外主義是一種意外驚喜，問香港還是否擁有不斷產生新的例外主義的再生產能量和空間。能量和空間，可圈可點，正是關鍵所在。

先說能量。施碧娃（Gayatri Spivak）《一門學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宣稱比較文學已死，其實旨在說明比較文學要浴火重生，要重生便要強調「要為人，必須心繫他人」（To be human is to be intended toward the other），幾乎可以翻譯成吳楚帆名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借用加拿大學者賀琪恩（Linda Hutcheon）的說法，此正是比較文學所生產那種可應用於不同地方和脈絡的（學術）能量。再說空間。張校長引史書美在《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發表的文章，說明香港與台灣因中國政經及文化實力上升而面對類似的弔詭心理狀態。其實史書美接下去還指出，應以不斷拆解文化本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作為新台灣文化的理論基礎：「那些敢於挑戰及顛覆本真性的人，就有資格作為新台灣人。」循此，若能心繫他人，有如薩依德（Edward Said）所說「向權貴說真話」的能量，就可開拓「本真性」以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