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深入反思（一）：社會不公是全球大患 - 劉廼強

2009年3月24日 – 信報

金融海嘯最終的起源在於歐洲工業革命以來掠奪性的發展模式；經濟循環，是它的規律。熊彼得更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突破，是經濟波浪產生的因由。經濟由盛轉衰，不能適應的企業倒閉，生產力落後的產業式微，這是「創造性的破壞」，資本主義得以重生、永續。就是有這資本主義自我完善的理論支持，資本主義世界沾沾自喜，以為毋須作深層次的檢討和改進。

但是試想一下，要是我們這個系統需要靠一百年來一次大蕭條來自我更新，人民是否樂於接受認為毋須改變？

貧富懸殊需求不足

經濟循環波動，屬於現代宏觀經濟學研究的範疇。現代西方第一個研究宏觀經濟的大師是馬克思，第二個是凱恩斯，他們殊途同歸，都認為財富分配不均，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定會導致貧富不均惡化，結果是富人只可能消費他們財富較小的一部分，而窮人則沒錢消費，或者不敢消費，所以消費同樣是偏低。因此，貧富不均必然造成需求不足；需求不足，增長便會下降。

現代社會有了凱恩斯提出的武器，政府可以通過減稅、減息等刺激消費和私人投資，它可以直接增加消費和投資，也可以增加出口和吸引外資，以抬高國民產值。一段時期，這樣的只管托起消費與投資，不理財富分配這基本問題的做法，還是挺管用的。但是只要貧富懸殊日趨嚴重，需求不足積累起來的效果終於顯現，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出現滯脹的反應。國民產值被托着不跌，但通脹卻抬頭。藥投下去，病癥消除了，但病人卻沒有健康起來，而藥物的副作用又出現了。

政府知道單憑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於是流行減稅，還富於民，鼓勵消費。但是減稅的效果是富人得益更多，貧富懸殊更烈。這樣下來，就只好大力鼓勵人民先使未來錢，鼓勵按揭和分期付款來消費。卡達總統甚至立例，銀行不能拒絕樓房按揭的申請，一時之間，信用卡數飛漲，人人都買房買車，問題又解決了。

先使未來錢，就是把資金流掉期使用。把資金流掉來掉去，中間自然產生各種問題和風險。於是各種由「聰明人」設計出來以解決長短資金流的矛盾，以及對沖有關風險的衍生工具悠然而生，政府亦在法例上予以配合，大放綠燈。加上空洞化了之後的美國，除了武器、半軍工的飛機和汽車、農產品和垃圾之外，已經再沒有什麼可出口。為了幫補其龐大的外滙赤字，衍生工具泡沫化的膨脹，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出口到全世界，終於造成這次全球性的金融海嘯。歸根究柢，這是貧富懸殊引致需求不足衍生的問題。

金融經濟是從實物經濟衍生出來的，這也是轉嫁和推遲危機的手段而已。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國際分工加速，也是國際貨幣脫離金本位，以美元為儲備的開始。這成就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同時也開始西方就業外流和產業空洞化。美元濫發，全球泛濫，和美國一般市民實際收入下降，貧富懸殊加劇，同時進行。

跨國企業富甲天下

八十年代我國改革開放開始，大進大出，產能大增，九十年代冷戰結束，全球化市場開始出現，並隨着世貿組織於一九九五年的成立，西方產業和就業外流加速，全球化成了潮流，中國也成為世界工廠。這個時期，也是衍生工具開始盛行，金融經濟朝虛擬化和賭博化急速發展的年代。金融經濟像毒瘤一樣，體積已經遠遠拋離了實體經濟。期貨市場也開始被金融期貨和衍生工具所取代，實物只不過是不可或缺的小許觸媒而已。

另一方面，西方的優勢在於科技，於是通過把知識產權無限擴大、無限上綱，控制了全球產業的上游，全球資產和利潤更加集中在跨國企業手中。全球五十大經濟實體，有一半並非國家，而是跨國企業。它們不但「富可敵國」，更富可敵大國。八成銷售產品採購來自中國的 Walmart，就佔了美國國民產值的百分之二。

西方國家產業和就業外流，加速了其國內貧富懸殊，矛盾愈發尖銳，也增加了國際的貧富懸殊，需求不足亦隨之全球化。美國前後聯邦儲備局長和許多官員，都曾多次指責發展中國家人民不消費，造成國際流動性泛濫，為觸發此次金融海嘯的主要原因。但這是國際貧富懸殊加劇的必然後果，而這惡果是源自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美國指責的主要對象是中國。表面看來，中國身為「世界工廠」，是全球化中的最大得益者。中國對美歐等發達國家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加上引進龐大外資，外滙儲備多年居世界首位，去年底更接近二萬億美元。我國經濟發展如此不平衡，是我國產能過剩，這是因為內需不足，只可能靠不斷割價增加出口來滿足產能、提供就業、維持增長。

但是我國出口主要靠代客加工，亦即ＯＥＭ。紡織、鞋履等所謂傳統製品，在全球割喉競爭之下，利潤奇低；連實質上亦是加工的所謂科技製品，主要是電腦及相關產品，情況也不遑多讓，還要付跨國企業大量專利版稅。我們這辛苦賺來的美元外滙儲備，也因絕大部分投資在主要是美國債券的美元資產，過去數年間，貶值近半。這盤賬計算下來，我們國家和人民都得益不大，是不划算的。

中庸之道智慧所在

我國有十三億人口，人均國民產值超過了三千美元，按道理應該有頗為龐大內需市場，和不錯的消費能力。但是因為分配不均、貧富懸殊，堅尼系數高逾零點四五；人民缺乏社會保障，住房難、讀書難、看病難。所以有錢的人雖然窮奢極侈，花費也只是其財富的一小部分，窮人無錢可花，一般老百姓莫不盡量儲蓄以備不時之需；結果我國的儲蓄率接近五成，為世界之最。

近幾年來有錢人既不消費，又不投資在實業，把錢用來炒樓炒股；建成的住房，一般老百姓都買不起，樓市泡沫成焉，而內需卻始終起動不來。

從過去數年財政預算支出的分配和各項有關支出的增長速度，中央政府對扭轉社會不公的各種措施的力度，已經來得太小及太遲。今年「保八」措施，如不能大力扭轉貧富懸殊，很快讓窮人有工可做、有錢可花，中產階級有膽花錢，內需始終難以起動，社會事件此起彼落。若單靠政府花錢投資，繼續走大搞基建的老路，縱使能「保八」，其邊際經濟和社會效益也會迅速遞減。

要經濟較平穩發展，千萬不能讓貧富懸殊得太利害。社會太平均，過分注重公平，固然失效率；但過分不顧社會公平，最後同樣是有損效率的。

我們老祖宗的「中庸之道」，有其智慧在。這一條最明顯不過的基本道理，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上下到今天還不願意面對，這是他們結構性的缺憾，我們千萬不要重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