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
歷史的驚人相似
目前，世界經濟出現了令人不安的動盪，亞洲、俄羅斯和拉丁美洲相繼發生金融危機，美國的泡沫經濟已出現了漸趨破滅的跡象，有些學者認為美國發動侵略南斯拉夫的戰爭，甚至悍然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原因之一正是為了製造歐洲金融的動盪局面，通過打擊歐元來阻止國際資金大量回流，延緩美國股市泡沫崩潰觸發經濟危機。頻繁的金融危機、社會失業和戰爭危險，這些曾困擾了資本主義數百年的幽靈，仿彿在二戰後西方的“黃金時期”漸漸遠去之後，又重新回到世界各國人民的身邊徘徊。
世界各地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提醒我們，應該正視經濟全球化中潛伏的風險，辯證地認識全球化的正、負兩方面效應。我們應該歡迎的經濟全球化進程，意味著科學技術和通訊手段的進步，日益促進國家之間經濟聯繫的密切化，形成相互依賴的平等互利交換關係，促進商品、技術、信息等各種貿易的發展，促進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們也應冷靜地認識到，自從全世界進入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以來，儘管人類在科學技術和通訊手段方面迅速進步，早就形成了相互關聯緊密的全球化市場經濟，但是，卻從未形成過平等互利的國際經濟秩序，二戰前西方主宰的經濟全球化體系，始終伴隨著頻繁的經濟危機、動盪和戰爭，殖民地經濟正是西方列強依靠經濟軍事優勢，掠奪全世界弱小民族的一種惡劣的經濟全球化。
歷史常有著驚人的相似。19世紀也曾經流行過一種時髦的潮流，叫作“世界主義潮流”，也曾流行過一種規範的經濟學理論，就是亞當‧斯密創立的“自由貿易理論”。英國大肆鼓吹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宣揚表面上是關心全人類福利的“世界主義”，但實際上，卻是為了憑藉領先的工業實力獨佔世界市場。
亞當‧斯密在發明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時，曾獲得英國東印度壟斷公司的積極資助，為摧毀英國工業品進入別國市場的壁壘，提供了迷惑社會輿論的強有力理論依據。
當時代表大貴族利益的英國壟斷公司，正藉助“砲艦政策”向世界各地擴張，強取豪奪地掠奪殖民地的財富和資源，甚至幹盡販賣奴隸和鴉片的壞事，亞當‧斯密無視英國壟斷資本謀私的罪惡，卻編造了一隻美妙的“看不見的手”，宣揚私有產權不受限制地追求自身私利，自由市場經濟卻會自發地實現社會利益。
亞當‧斯密創立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不單純是具有辯護色彩的“庸俗理論”，而且是具有強烈的“進攻性”色彩，為英國壟斷資本謀求私利的隱蔽戰略工具。
當年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如德、俄、美等國，曾經因被英國所欺騙遭受了巨大損失。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曾崇拜亞當‧斯密的學說，但是，德國工業遭到“自由貿易”扼殺的殘酷現實，迫使他重新思考並創立了貿易保護理論。
李斯特曾著書批評亞當‧斯密，有意鼓吹忽略國家利益的“世界主義”，僅僅有利於少數強國而不利於世界大多數國家。
美國的先賢華盛頓和林肯前總統，他們發動的‘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也是為了反對英國的“自由貿易主義”。美國輕信英國宣揚的“自由貿易”時期，本國工業曾經長期一撅不振，為了擺脫作為英國原料產地的依附地位，美國歷史上曾同英國爆發過兩次戰爭，英國為了扼殺美國工業和獨佔世界市場，曾對美國進行全球範圍的封鎖和圍堵。
美國、德國和日本實現工業化過程中，曾長期實行高關稅政策保護本國工業，堅決反對英國損人利己的“自由貿易主義”。實際上，近代史上中國對於經濟全球化並不陌生，舊中國曾有上百年被迫開放門戶的歷史，這段納入西方全球化體系的痛苦經歷頗值回味。
舊中國曾融入西方的全球化經濟體系
自從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一直借助砲艦推行所謂“自由貿易”，強迫中國拆除阻礙商品、資本流動的壁壘，迫使中國接受西方列強倡導的經濟全球化。
舊中國曾被迫實行一百多年“開放的市場經濟”，實行“國際接軌”並按西方“規範慣例”運作，西方跨國公司曾自由進入中國沿海和內地，舊上海曾是全世界的三大貿易金融中心之一，西方跨國公司、跨國銀行曾雲集上海外灘，各種商品、外匯、證券、期貨市場一應俱全，其外匯金融市場交易和投機活躍的程度，僅次於英國的倫敦和美國的紐約。
舊中國不僅早就有了“產權明晰”的私有制，而且還廣泛實行公司制和股份制，舊上海的股票市場不僅買賣現貨而且交易期貨，不僅能買到中國股票而且還能買外國股票。西方跨國公司還在中國大量投資開設企業，遍布鐵路、航運、工礦、金融、貿易等領域。
這種經濟景象乍一看來，似乎接近眼下不少人追求的“規範市場經濟”，但是，納入當時西方全球化經濟體系的“開放市場”，仿彿就像將羊的血管接在惡狼的身上，高效率地吸噬中國的社會財富和自然資源，無論是“產權明晰”的公司制、股份制，還是遍布舊中國大地的私有企業和跨國公司，不僅始終未能幫助舊中國實現工業化，到是將勞苦大眾置於殘酷的剝削掠奪之中。
西方金融投機家攻擊東南亞國家的作法，其實並非是現代全球化經濟的新發明創造，當年西方金融資本通過操縱舊中國外匯市場，從中國貨幣白銀貶值中掠奪了大量社會財富，通過控制其他市場掠奪的財富更是無以計數。
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利用西方列強無暇顧及的喘息之機，民族私有工業曾一度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是，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各國的跨國公司又捲土重來，加強對中國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民族私有工業頓時陷入嚴重蕭條之中；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壟斷資本又圖謀獨佔中國市場，利用大量過剩商品和軍火向中國進行傾銷，1946年中國沿海22個城市中，有60％左右的民族私有企業停業破產，平、津兩市民營私營工廠倒閉十之七、八，青島的民營私有工業幾乎全部歇業，瀋陽三千多家公司中倒閉了兩千多家。
一百多年來，在西方傾銷廉價優質產品的打擊下，中國民族私營工業如同“風燭之光”，始終未能擺脫“危在旦夕”的處境。
許多中國人錯誤地認為，中國落後於西方在於沒有經歷資本主義階段，只要下決心實行開放的市場經濟，同國際規範接軌並且按國際慣例辦事，包括引進西方規範的公司制和股份制，納入全球化的商品、資本市場體系，就能實現中國經濟的現代化。
實際上，自鴉片戰爭後的一百多年來，舊中國經歷過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但是，在西方控制的全球化市場經濟體系中，始終處於外圍資本主義的從屬地位，這種依附型的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民族私有工業根本無法獲得充份發展，必然具有強烈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
舊中國30年代著名人士章士釗先生，也曾提出不應信奉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而應實行德國李斯特的“保護主義”，無奈是否實行“保護”並非是理論上的失誤，舊中國當時是西方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已經根本喪失了保護民族經濟的國家主權。
我們的先輩曾在資本主義道路上拼死掙扎，卻始終未能擺脫民族生存面臨危難的命運，為了動員廣泛的社會民眾挽救國家危亡，在革命事業中付出了數千萬人生命的代價，推翻了萬惡的依附型“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換來了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應時刻牢記社會主義制度的來之不易，切不可輕率地回頭去補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課，也不應盲目輕信西方宣揚的經濟全球化，主動放棄保護本國民族經濟的國家主權。
藉鑒二戰後西方“黃金時期”的全球化
二次大戰後，由於社會主義制度在一系列國家取得勝利，促使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戰後初期，美國曾打算利用製造業優勢獨佔世界市場，但是，後來迫於冷戰的強大壓力，以及整個歐洲面臨“赤化”的威脅，被迫實施了“馬歇爾援助計劃”，大力扶植西歐、日本、台灣及南韓的經濟發展，以顯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共同對抗和遏制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
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教授愛德華曾指出，美國的對外援助總額的80％，提供給了社會主義世界的週圍國家和地區。由於曾導致廣泛失業、社會動盪和戰爭，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西方也信譽掃地，甚至被當時學術界普遍視為反社會思潮。
西方國家還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改良，推行政府干預經濟和國有化的政策，擴大公共投資緩解失業和週期波動，完善養老、失業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擴大工會同資方的集體談判權力，改善收入分配狀況以緩和社會矛盾。
50、60年代，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對各國經濟發展採取比較寬鬆的態度，容許各國自主制訂符合具體國情的經濟政策，較少粗暴地干涉各國的主權和經濟決策，西方國家普遍實行保護與開放相結合的政策，如日本、法國、南韓都曾制定政府計劃和產業政策，徵收高關稅以保護、促進本國工業發展。
現在被西方媒體視為異端的外匯、資本管制，其實當時是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通行作法，索羅斯等金融資本的投機炒作，則是必將招致嚴厲懲罰的違反法律行為。美國還向南韓、台灣提供特殊貿易優惠待遇，一方面向其工業產品全面開放市場，一方面容許其徵高關稅保護當地工業，還特別允許台灣退出關稅貿易總協定，這就是為什麼舊中國私有企業總是風雨飄搖，而到了台灣卻能獲得迅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第三世界國家也紛紛贏得民族獨立，擺脫了長達數個世紀的殖民統治，獲得了相對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權利，許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大力發展國有企業，有效地加快了本國工業化的進程，西方國家為了保持其政治經濟的影響，也被迫紛紛拉攏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提供了一些經濟援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50、60年代西方國家的社會改良，倘若以前定會被西方上層主流視為異極邪說，因為其違反了自由主義的經濟教條，必然觸動壟斷資本謀求私利的自由，但是，這種在冷戰的強大壓力下，西方壟斷資本作出的一種策略性讓步，此時卻成了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的救命稻草。
事實證明，政府的計劃干預和產業政策，減少了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比例失調；推行國有化的潮流和擴大公共投資，增強了政府反週期和刺激發展的能力，抑制了社會失業和經濟週期波動；擴大社會福利和限制收入分配差別，增進了社會有效需求並抑制了生產過剩；扶植西歐、日本、德國的馬歇爾援助計劃，為美國二戰中形成的龐大工業能力找到了出路，擺脫了二戰後嚴重的生產過剩蕭條；容許弱國實行外匯管制和限制外資進入，實行保護本國民族工業的高關稅政策，並且隨著經濟重建和工業進步逐漸調整，最終反而為美國培育了更大的銷售市場。
儘管這一時期西方列強無法延續“堅船利炮”政策，甚至還拋棄了以前的自由主義經濟教條，但是，世界貿易與投資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正因如此，五、六十年代，西方國家才出現了歷史上少有“黃金時代”，保持了較高速的相對平穩經濟增長，社會差距和階級矛盾相對緩和，通貨膨脹和社會失業均保持較低水平。
在冷戰壓力下出現的罕見“黃金時期”，西方被迫向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對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金融體制，進行了一系列違反自由主義教條的改良，至少對於美、英的冷戰盟友和台灣、南韓來說，能享有遠優越於二戰前的國際經濟秩序。
倘若中國希望學習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經驗，這一“黃金時期”恰恰有著很大的藉鑒意義，但是，現在西方有意識說“黃金時期”的經驗過時了，應該恢復以前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美國壟斷資本暗中操縱的各種國際經濟組織，有意強迫推行同成功經驗相反的一系列政策，如縱容索羅斯等金融資本的惡意投機炒作，卻將當年世界各國普遍實行的外匯、資本管制，視為違反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潮流的異端邪說，強迫推行有利於跨國公司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剝奪了當年各國政府普遍享有的經濟主權，如政府干預以穩定經濟和維護社會利益，發展民族工業的“有保護漸進開放政策”等等。
善良的中國人從二戰後西方的社會改良狀況，誤以為西方國家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西方現在推薦的規範化經濟改革政策藥方，肯定是比“黃金時期”更好的政策藥方，但是，拉丁美洲、俄羅斯和東南亞的經驗充份證明，這是一套回到二戰前野蠻資本主義的災難性藥方。
今天良好的國際環境來之不易
有些人錯誤地認為，中國和西方之間存在的經濟差距，是計劃經濟時代的“閉關自守”造成的，倘若中國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搞開放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美國就會像對待台灣一樣，扶植中國的資本主義。這種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實際上，早在抗日戰爭的炮聲隆隆，中國和美國作為盟國浴血奮戰之時，美國的權威國際地緣政治戰略家斯皮爾曼，在謀劃二戰後的遠東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時，早已將中國列為重點的戰略遏制對象。
二戰結束後，美國果然趁其它西方列強衰落之機，大舉進軍並企圖全面獨佔中國的市場。1946年，美國一方面提供軍火支持國民黨大打內戰，一方面脅迫其簽訂了賣國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規定在投資、貿易、航運、金融、教育等方面，美國人享有與中國人同等的“國民待遇”。隨著中國向美國的商品、資本敞開門戶，美國大肆傾銷的質優價廉的過剩商品，當年中國民族私營企業就陷入災難之中，短短兩年裡中國沿海和內地的私營工業企業，大多數紛紛陷入了破產倒閉的悲慘境地。
但是，美國沒有料到其對華的經濟軍事侵略，反而激發了中國人民反抗的革命熱情，武器裝備落後的共產黨軍隊，竟然打敗了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朱自清先生“寧願餓死也不吃美國麵粉”，就是當年中國人民同仇敵慨，進行英勇反抗精神的真實寫照。
中國革命的勝利，實現了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渴求的夙望，贏得了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主權。美國看到喪失了獨霸中國市場的機會，就效仿當年大英帝國對付自己的辦法，對新中國進行長期的經濟軍事封鎖遏制，企圖以此來阻擋新中國的工業化步伐。美國為了將台灣變成“不沉的航空母艦”，被迫給予了大量援助並向其單方面開放市場，允許台灣退出西方主宰的關稅貿易總協定體系，實行高關稅政策保護當地民族工業的發展，給予其它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享有的特殊待遇。
五、六十年代，一些拉丁美洲國家選舉上臺的民族主義政府，稍微採取了一些類似於台灣的保護措施，美國為了維護其跨國公司的投資貿易利益，甚至不惜策劃軍事政變並進行了血腥鎮壓，美國在危地馬拉扶植的右翼軍事獨裁政權，其殘酷鎮壓導致了數十萬人民的死亡。由此可見，倘若沒有無數革命先烈不惜生命進行拼死抗爭，今天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只能淪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
今天人們經常指責計劃經濟時代“閉關自守”，但實際上，這種狀況並不是我們的自願選擇，而是西方長期推行的封鎖遏制政策造成的。新中國政府為了打破西方的封鎖遏制，曾千方百計通過各種渠道擴大外貿聯繫，高瞻遠矚地保持香港的國際貿易中心地位，作為新中國進行對外經濟交往的重要門戶。
儘管西方通過封鎖遏制向中國施加壓力，但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並未被西方列強的威脅嚇倒，而是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短短30年就建立起部門齊全的完整工業體系，根本改變了舊中國“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
由此可見，從新中國誕生至改革開放之前，並不是一段“自我封閉”導致落後的歷史，而是中國人民發揚大無畏的民族自尊精神，徹底戰勝了西方帝國主義的封鎖遏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建設成就的光榮歷史。的確，西方長期的封鎖遏制給我們造成了損失，但是，並未阻止中國人民工業化建設的歷史步伐，這充份地說明，國際經濟貿易往來的機會固然重要，但是，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的主權更為珍貴。
近代史上西方列強曾逼迫中國人民作出選擇，或者是“依附的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者是“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華民族曾付出千百萬先烈的生命選擇了後者，歷史證明這種悲壯的選擇是正確的。今天我們固然應該珍惜擴大對外開放的機遇，但是，絕不應貶低當年捍衛民族尊嚴的歷史選擇，因為，正是中國人民不懼西方列強的封鎖遏制壓力，自力更生建立的強大工業體系和綜合國力，才為我們贏得了平等互利地擴大對外開放的良好外部環境。
當年美國為了保護民族工業不惜兩度同英國交戰，承受英國發動的全球經濟軍事封鎖圍堵，卻從未譴責先輩犯了“封閉自守”的歷史錯誤，難道曾不畏西方列強槍炮的中華民族子孫，竟然不珍惜自己先輩爭取民族自強的光榮歷史嗎？
儘管美國對新中國長期實施了封鎖禁運，不斷在我國週邊國家和地區進行軍事干涉，但是，既沒有動搖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的意志，也沒有阻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步伐。
60年代後期，美國深深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難以自拔，遭到了國內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迫使美國壟斷資本重新思考遏制中國的戰略。
美國的戰略家在同中國的反覆較量認識到，美國通過封鎖禁運阻止中國工業化的企圖，已經遭到了徹底的失敗，新中國已經成功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完整工業體系，包括重工業、民用工業和強大的國防工業，擁有了製造核武器和洲際導彈的能力，倘若美國繼續執行敵視中國的冷戰政策，只能像在越南戰場上一樣付出慘痛代價，因此，提議從“冷戰”戰略轉變為“緩和”戰略，局部放棄封鎖遏制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有意給予一些貿易、技術、貸款方面的好處，利用經濟依賴性作為談判籌碼和誘變手段。
今天我們利用國際文化經濟交流促進現代化，一方面應冷靜地洞察美國的國際戰略動機，一方面應牢記今天改革開放的良好外部環境，正是來自無數先烈英勇犧牲換來的民族獨立，來自新中國不懼美國長期封鎖遏制壓力，維護民族尊嚴自力更生取得的工業化成就。
值得指出，美國採取這種“軟硬兼施”的手腕，也僅僅限於中國這樣獲得了獨立發展工業能力，封鎖難以奏效而且代價過高的大國。今天，美國仍不顧違反國際法和世界輿論的譴責，始終沒有放棄對社會主義古巴的封鎖遏制。
儘管有許多美國專家和學者也曾提出，為何不邀請大量古巴官員學者去美訪問，用美國的高收入和物質消費作為攻心武器，來動搖古巴人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心，但是，美國政府和國際戰略家崇尚的是實力政策，他們根本不屑於給古巴這樣的小國如此“恩惠”，甘願不顧眾多國家反對和違反國際法律，以赤裸裸的霸權頑固堅持對古巴封鎖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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