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4日 - 信報
上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戈爾丁（Claudia Goldin）最近一篇研究就指出，生育率快速下降背後的重要因素，是快速經濟增長與緩慢社會價值觀變化之間的衝突。【註】具體來說，那些經濟成長緩慢甚至停滯，後來在短短幾十年間突然快速現代化的國家，通常更容易產生世代與性別之間的衝突，導致生育率更快速下跌。
舉例說，日本、南韓、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在1950年代之前經濟增長緩慢，但1960年代後突然快速成長，人均GDP急升，同時大量人口從鄉村移居城市，社會結構短期內劇烈轉變。然而，這種經濟的「突然加速」並未讓當地傳統的家庭觀念、性別角色分工快速跟上。
結果，社會對男女角色的期望仍偏向傳統，特別是男性仍較多延續父輩的觀念，認為女性應承擔大部分家庭責任，但女性卻已隨經濟成長有更多的教育及就業機會，導致兩性對於家庭及生育的觀念嚴重分歧。
戈爾丁提出，這種世代間的觀念衝突與性別間的衝突導致這些國家的生育率加速下跌。女性因為肩負較多家庭責任，同時又期望進入職場謀取經濟獨立，最終不得不減少子女數量或乾脆不生育，以平衡職場與家庭壓力。南韓就是典型例子，1980年代女性高等教育快速普及，職場參與率急升，但男性分擔家務及育兒的比例卻未有同步增加，導致生育率迅速從超過3降至約1。
反觀另一批國家，例如美國、英國、瑞典等，雖然經濟成長速度也很可觀，但其變化更為持續和漸進，社會有較長時間適應現代化的過程，男女家庭分工更容易隨時間轉向平等，生育率下降的幅度也相對較小。研究發現，這些國家男女在家庭中的家務及照護時間差異較小，與其生育率相對較高有明顯關聯。
改變家庭與職埸文化鼓勵生育
事實上，OECD統計顯示，男女家務時間差異愈大的國家，其生育率普遍愈低。例如，日本女性每天比男性多花約3小時在家務及照護工作上，生育率僅約1.3；而瑞典的差異只有不到1小時，生育率則約為1.7。
戈爾丁的研究亦點出另一個關鍵點：經濟條件愈好的國家，家庭生育成本愈高，不論託兒還是教育，養育子女的開銷不斷增加。因此，即使男女家庭分工問題能夠改善，經濟增長本身也可能抑制生育意願，特別是在家長求子「重質不重量」的情況下，傾向生育較少子女以確保足夠資源投入。
因此，對於希望透過家庭政策提升生育率的國家而言，政府必須關注更深層的社會結構問題。短期經濟誘因如生育補貼，或提供完善的育兒福利固然能稍作改善，但若社會及家庭角色分工上的根本衝突沒有得到解決，長期而言生育率仍然難以提升。
回到香港，我們同樣面臨着快速都市化與傳統觀念衝突的狀況。如果想改善生育率問題，政府需要同時關注家庭內部的性別角色調整、職場環境的改善以及社會觀念的轉變。透過提升男性參與家庭的角色、推動職場文化改變，以及持續推廣性別平等的價值觀，或許才是更根本、更長遠的解決方案。
作者為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註：Goldin, Claudia (2025):"Babies and the Macroeconomy,"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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