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日 - 信報
「現在基本上就是捲。也看不到讀我的專業在香港能有什麼出路。」
最近跟不少學生聊天，當中有幾人已投身職場。他們專程來訪，是想就着當下確實艱難的整體經濟狀況，尋找一條能滿足自身興趣及基本需求的職業路線。這些年輕朋友們都具備非常尖銳的思考能力，在自身學術領域上下了不少苦功，然而進入到香港經濟這個彈丸之地的「大醬缸」時，卻發現自身專長不被待見，有的只好默默轉行，又或是接受「內捲」，在行業中熬下去。
在長年累月側重幾個經濟支柱的模式下，香港缺乏產業多樣化。傳統的「菁英行業」以外，即使是尖端科研或嶄新初創，往往被視為「高風險」及「不具經濟價值」的職業選擇而不受重視，加上香港樓價依然是全球最為昂貴之一、城市生活節奏與步伐皆為世上首屈一指，面對深圳及廣州等地相對便宜的物價、在過去十多年急速崛起的各種新興產業，3位理科背景的畢業生跟我說，「可能還是北上發展最佳」。這些意興闌珊、三十多歲出頭的研究生同學，當中不乏對香港抱有好感，卻無一例外地認為這裏的就業機遇不足、創業空間相對狹窄，唯有捨此地而去。
當然，跟幾位同學們的交談不能充當嚴謹統計分析，也無法確立整體代表性。然而內地與香港經濟當下確實正面對重大的轉型與結構性挑戰。宏觀來說，重大願景很多人都懂得提出，實踐卻永遠最困難。在區域內日益競爭激烈情況下，如何吸納人才、讓人才看見久留此地的發展空間，仍是一道難以解答的考題。
一、個人國際化 成長必經過程
許巍一首《曾經的你》，開首兩句「曾夢想仗劍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華；年少的心總有些輕狂，如今你四海為家。」值得細味。
年少時「四海為家」是一種生活態度，「出去闖闖」是實際行動。常聽到個別聲音表示，在香港找不到工作的，應當「去大灣區其他地方」，又或到內地其他地方碰碰運氣。不過，身處香港這片中國最為國際化的土地，年輕朋友們不應把視野局限在任何一個特定國家以內，迷信唯一或二選之一的答案──更應把握機會，到大千世界各處各地去學習、實習、工作。香港雖然是一個細小經濟體，但我們一路走來的軟實力源頭，便是能跳出意識形態框架與立場約束的思想靈活性及開放性，這一點必不能忘記。唯有走出去，回來時方能作出真正的貢獻。
筆者過去近10年經常往返於中國、東盟、歐洲三地。有個別朋友曾問我：「東盟這麼落後的地方，你不怕治安差、人身安全、設施簡陋嗎？」我都會輕輕笑笑，反問：「若只停留在『舒適圈』裏，又怎能破繭而出、破格而行？」
確實，一說起東盟，香港市民普遍的固定印象要不是星馬泰的「廉價旅遊」或印尼峇里島的「海灘與大海」，便是「治安惡劣」或「政局動盪」。固然空穴來風，未必無因，然而這些蓋棺定論性的偏見，未免太片面而膚淺，忽略了東盟過去十多年的戰略性跳躍與變革。
印尼乃世上人口第四大國，佔有全世界新能源轉型中攸關重要的鎳、銅、金等原材料，還有急速崛起的中產階級與具國際視野的管治階層，這個擁有2.7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將在10到20年後的世界發揮舉足輕重作用，試問又怎能以「姐姐」與「按摩」粗略地一概而論？馬來西亞與泰國的華人社區與我們在文化上高度相似，在處理種族多元與矛盾方面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創傷中學習）的心得及經驗。即使如柬埔寨一般看來屬區內相對落後的國家，該國的政商界領袖菁英也對吸引外資與招攬專家人才在當地設立中大學極感興趣，明顯有意在中美白熱化競賽新格局中分一杯羹。
戰略上位處中美交鋒磨心的香港，金融、法律、會計等行業的工作者，這幾年走來絕不容易。然而他們的技能和專長、對西方企業、普通法與大中華地區的掌握，讓其能在東盟擔當關鍵的輔助性與增值性角色。從尋找新生意夥伴、創造新合作商機，以及擴充自身潛在僱主的角度出發，港青應當更願意到全球南方及發展中國家去闖，而不應因懼怕未知而抗拒嘗試──「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作為一名學者，在外演說時，最令我感到興奮的是能與我展開激烈辯論和深度討論的新交朋友，因為正是這種火花及思想碰撞，方能讓我看見自身短板，從而作出必須的修改。我們毋須認同這些國家的運作模式及政府，更不用妄自菲薄而忽略香港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正如看部分外媒對香港的報道一般，若對這些國家沒親身體驗及經歷、與其人民溝通及建立友誼的話，是沒辦法充分理解及掌握最真實的情況。要培育國際視野，靠幾本書或幾套理論絕不足夠，需要投入性的浸淫和人與人之間的深厚互動。要在二三十年後的世界潮流中有立足之地，年輕人需更具前瞻性地到中美兩大國以外的地方「工作遊」。這裏指的不是那種輕輕鬆鬆的玩樂度日，而是在外一邊工作，一邊進修或「旅遊」，從而積累真知灼見。
二、社會國際化 人才需連結世界
有讀者可能會質疑，認為我是在鼓吹香港「人才流失」，有違成為國家人才搖籃的戰略目標，但這種說法不可取。
事實上，不少在外求學與工作的朋友最終也會選擇回到香港，又或是往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地方工作。對他們來說，香港的便利、安全、親切與高度發達的文化氛圍，始終難以取代。短中期走出去，長遠再回來，兩者間根本談不上衝突，甚至是相輔相成。
在政治現實當前，我們需要建立新夥伴、搭建新橋樑，尋覓新的土壤輸出「香港模式」，從而拓展區域內的軟實力，塑造真正的話語權。香港曾經倚仗中美友好的「黃金時代」，賺取作為中間人的豐厚利潤，這種營商模式明顯不再適用。曾幾何時香港乃領先於亞太區諸國諸城的「制度先行者」；今時今日，若我們還希望制定國際標準、領導國內外及區內經濟與法治改革，必須「知己知彼」，強化對東南亞、南亞、歐盟、拉丁美洲等地的認識。若香港要保持「高度國際化」，土生土長的「本地薑」必須具備影響及連結世界各地的能力，方不會被時代所拋棄。
這也是新加坡多年以來的致勝之道──通過與東盟各地緊密的來往與接觸，新加坡政府把人民定性為能啟動與規劃東盟企業及商界發展的「領導人才」。跟一些東盟資深官員與政界人士交談時，他們往往會提及自身在新加坡李光耀公共行政學院進修的昔日同學與師弟妹們，有不少日後都擔任顯赫要職，在其自身國家發揮關鍵作用。然而行政學院給予他們最大的啟發，並非什麼書本上的知識，而是畢生難忘的友誼與共度的時光。
羅德學人之所以能歷久不衰地在牛津大學經營，也是因其能把來自於地球每個角落的頂尖菁英團結在一起，提供讓他們共同成長與相互切磋的思想搖籃。人脈並不應是一種販賣的資源，而是眼界視野的湧泉，驅動我們建立起關鍵的「軟技能」（soft skills）及待人接物世界觀。
三、人才「走出去」應當如何落實？
此時此刻，大家都在「搶人才」或「講人才」。不過，絕大多數人並非生來便是「人才」，亟需後天的栽培與提攜。香港人才政策現時的最大短板，一來是讓在港的人才留在此地發展，而不是畢業後便「失業」或「移民」，二來則是綜合性地提高學生的教育素質，讓他們能在世界趨向四分五裂的「多極化」之際，保持質疑、保持清醒、保持對國際脈搏的掌握。這就是人口「國際性」（population internationalism）的精髓所在，然而談何容易？
無論是政府還是商界，皆有必要推動香港「人才國際化」，與東盟、中東等地的企業尋求更多實踐與交換機遇，並大舉而有力地鼓勵港生申請。大企業應當響應特區政府對「一帶一路」國家的重視，提供更多初階管理位置，為出眾的管理培訓生（management trainee）提供在東盟與中東實習的空缺。
筆者早前在雅加達跟數位科技初創老闆的朋友飯敍，對方提出非常願意招收更多在港土生土長的研究或本科生，到其公司實習，甚至歡迎優秀畢業生報考工作，願意為他們提供一定程度的「增速」晉升軌道（accelerated pathway）。在不少東盟與中東企業眼中，港青既能進入中國，也有獨特的拚勁與彈性，正是他們團隊樂意接納的人才。香港這品牌仍然在全球南方國家具備一定的含金量──這當然絕非必然，也不是理所當然。我們絕不能錯失契機。
若我們的政府獎學金及資助（例如grant and loan），不純粹是把大學對象鎖定在歐美的「傳統大學」，而是更積極地鼓勵有意到外的港生申請新加坡、阿聯酋等地的優秀大學（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並促進香港在地優秀大學與這些海外院校建立更深入的學術交流與連結，相信對香港整體人才培養會事半功倍。就着甚為擔心人才流失朋友的擔憂來說，我們大可就着對特定獎學金及資助項目設定要求，規定學生須在畢業後回港工作，從而加強香港企業及政府體制對東盟、中東等地的認知。
與此同時，從初中開始，香港有必要提高學生對東盟、中東、歐洲等地區的常識與語文能力，讓他們從小接觸非華人又或是海外華人的文化習俗，以及提供包括阿拉伯文及印尼語（與馬來語有高度共通性），而不是在進入職場後「臨急抱佛腳」。
針對性的專業進修固然重要（也應當有所提升），但任何全面學習與接觸皆應從年少時開始。因應此一需求，我們可招聘更多來自於外地的師資，到教師薪酬遠比當地為高的香港任教中小學。此外，內地大城市及鄉村固然是訪問團的必選地之一，然而印尼及馬來西亞的城鄉差異、阿聯酋及沙特阿拉伯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轉型與策略，甚至中亞諸國如何嘗試提高國民英語和中文水平，掙脫俄羅斯霸權壟斷與控制，從而吸引來自於歐美中等地的國外資金，也值得學生仔細觀摩及親身體會。
教育從來便不應以說教或洗腦形式進行，更不應強調只有一種出路、一套價值觀、過度簡化的黑白二元對立。因為這些做法只會招來反噬與反感，讓學生把「體驗」當作是行禮如儀的走過場與儀式。對於所有熱愛香港這片土地的朋友來說，我們無疑都想這地方朝着良性方向發展。剛愎自用、自信自滿，到頭來只會令我們原地打轉，一無所有。
要記住，身邊土地在走，時代的水在流。不想被人嘲笑拋棄，則必須力爭上游。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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