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9日星期三

從大學排名看香港高等教育 - 方舟

2024年6月19日 - 信報

前不久,英國國際教育市場諮詢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發布了其最新的「2025年QS世界大學排名」(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香港繼續保持5間大學排入世界前100。其中,港大在全球排名躍升九位至第十七位,創歷史新高,引起了不少關注。

很多年來,香港從特首到各界人士都經常講高等教育是香港的重要優勢,其中的一大依據即香港是全球唯一有5間大學能夠排入世界前100的城市。不管是QS還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周刊發布的THE排名,香港都很穩定地有5間大學進入世界前100,但這些排名是否能真正反映大學的學術實力和科研水平呢?

這實際上需要對大學排名背後的機制多一些了解。大學排名是一個簡單直觀的操作,經過媒體的傳播和渲染很容易讓大眾留下印象。但其實大學自身是一個複雜體系,將大學明確進行排名是最近幾十年才有的商業操作。

最初的大學排行起源於二十世紀初,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卡特爾(James McKeen Cattell)出版了一本介紹美國科學家的書American Men of Science;A Biographical Directory,他在其中研究了4000位他認為最優秀、最具代表性的美國科學家,詳細統計他們所接受教育和開展工作的大學。然後他按照影響力給不同科學家制定權重,用每間大學所擁有的精英科學家的加權總分除以總教師數目,制定了一個排行榜,定量評價各大學師資力量的水準。

後來,時任邁阿密大學校長休格斯(Raymond M Hughes)為了給本校希望繼續追求學術研究的本科生提供關於美國大學博士點的相關資訊,向一批傑出學者發放了調查問卷,讓他們根據自己的主觀感受對本領域的博士點進行打分排名。最後,休格斯根據回收的結果,得出了第一份關於美國博士生教育的學校與學科聲望評估。

此後還有不少其他學者採用類似的方法對大學及相關學科進行了排名研究,但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大學排行榜的受眾都來自高等教育領域內部。各種排行榜的統計資料多是以研究報告、學術論文、專著的形式流傳於大學管理者、相關領域教授之間,作為參考和學術研究資料。

八十年代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雜誌率先推出了第一份美國大學本科教育聲譽排名,開啟了大眾媒體主導大學排行榜的時代。當時這家雜誌社面臨即將倒閉的困局,主編為了挽救雜誌創新推出了大學排名榜單,很快成功引發了社會關注,令雜誌起死回生。1988年起,USNews開始了每年出版一次排行榜的傳統。如今大學排行成為USNews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其排行榜更是拓展到最佳大學、最佳研究生院、最佳學科、最佳留學城市等諸多板塊,涵蓋了與高等教育相關的各方面。

《泰晤士高等教育》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也開始推出自己的大學排行榜,但最初只是聚焦於英國高校。200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與QS公司合作,共同公布世界大學排名,即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學排名。持續6年後,兩個機構解除合作,開始獨立發表各自的排名。兩個媒體、一個教育市場諮詢公司,這就是現在英美三大排名舉辦者的背景。

在目前世界四大著名的大學排行榜中,還有一個是來自中國上海交通大學的「軟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這個排名在2003年首次發布,最初創辦的目的是分析中國的大學在全球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位置,後來逐步形成了一個排名品牌。軟科的排名全部採用國際可比的客觀指標排分,但由於其着眼於科研成果,所以排名對理工科學校更有優勢,難以充分考量長於文科和社科的大學實力。

在幾個大學排行榜上,香港的高校位居世界前列肯定有好處,有利於在對外宣傳時提供背書。特別是香港如今在推動教育產業化,而用排名來推銷大學在商業化過程中是很有效的手段。因為學生和家長對大學的情況不完全了解,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大學排名能夠便於他們直觀了解和選擇學校。

但在另一個層面,香港政府的教育部門和大學管理者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大學排名實際上存在着比較多的局限性。第一個就是這些排行榜都是通過選取指定的一些指標來作為計分依據,然而大學是一個複雜體系,這些指標所構成的排名只能反映大學一部分的表現,用排名來衡量大學是實質上簡單化的做法。排行榜並不能直接全面地反映大學實力。

第二個局限性是大學排名本質上是教育商業化的產物,最積極推動教育商業化的國家往往排名比較高。譬如英國和澳洲,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熱中招收國際學生,將留學作為國家的重大產業,其高校在英美的三大榜單中的排名優勢遠高於日本、法國和德國的學校。在QS最新的世界前100大學中,英國15間,澳洲9間,而日法德分別僅有4間、4間和5間。由於新加坡和香港也是英語教學且廣泛招收留學生,所以在國際學生排名上有優勢,令其高校處於整體榜單靠前的位置。

然而,大學榜單和排名並不真正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高等教育教學和研究的實力。例如,在2018年以前,法國曾連續幾年僅有1至2間大學排進世界前100,香港一個城市就領先法國,如果只是簡單按排名衡量實力,那香港的高等教育完全輾壓法國,但眾所周知實際情況並非這樣。

儘管如此,這些排名對全球高等教育還是產生了重大影響,即使法國政府後來也迫於所謂國際競爭的排名壓力,在2010年前後開始推動一些精英大學的合併。由此可見,在全球教育產業化商業化的壓力下,法國這種歷史悠久的高等教育發達國家也不得不妥協去做調整。

第三個局限性是在四大排名中,除了軟科是完全採用客觀指標算分,其他三個都具有大量的主觀評價分數。尤其是在QS的排名中,學術聲譽與僱主聲譽都是透過調查獲得,這種主觀調查得分佔了整體評分接近一半左右。而且由於主觀調查對象多是僱主,參與排名的大學往往會主動有選擇性地提供資料和受訪對象給評分機構,所以其中隱藏了很多操作空間。

第四個局限性是排名機構高度商業化。除了軟科,其他三個英美排名機構基本上都變成了諮詢公司性質的模式,高度使用商業化手段制定排名。這些排名機構經常藉舉辦研討會、提供專人諮詢服務、銷售參考資料和軟件,來作為輔導大學提高自身排名的商業服務。在這種情況下,積極付費參與排名機構活動的大學就有可能獲取更多排名消息,並以此推高自身的排名。

所以在這些局限性下,香港有5間大學排名世界前100是可以在推廣的時候宣傳,但作為教育部門和大學管理者自身而言,不要過分相信排名,因為排名只反映了高等教育的一個側面。

如果過分看重這些排名,很可能會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大學同質化。因為如果香港所有大學都為了排名而參考相同的指標體系去辦學,極容易就會丟失自身的特色。例如嶺南大學原本是類似美國文理學院模式的小而精的大學,教育大學是以師範教育為特色的院校,這些特色學校其實對香港有着獨特的價值。如果將來用同一個標準去衡量所有大學的價值,勢必會令部分特色院校不得不改變辦學思路,進而導致大學同質化的問題。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涉及香港的大學在科學和工程學科方面的實力。尤其是香港正在建設國際創科中心,而在這兩方面,香港遠沒有大學整體排名看起來那樣高。在側重理工類的軟科排名或者是具體的學科排名中,香港在科學和工程類的實力並不算非常強。

背後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兩類學科非常依賴資金經費支撐。過去香港大學的教育經費比較充足,但現在跟內地高校相比,整體預算經費已經被內地很多一流大學超越。比如,2023年清華大學一年預算經費是410億元(人民幣.下同),浙江大學是309億元,上海交通大學和北京大學各有200億元以上的經費。相比之下,「香港八大」一年獲得的政府撥款總共還不足300億港元。因為內地大學在資金扶持方面進步很快,香港的大學在這方面面臨着不進則退的問題,需要加強努力。

當然,香港現在也面臨一個重大機遇。原來高等教育產業和經濟一樣經歷了全球化的歷程,但就像現在世界經濟出現「逆全球化」浪潮,高等教育產業也存在「Deglobalization」的問題。特別是美國頻繁阻止學術交流和先進學科交往,一方面刻意對與中國合作的學者進行施壓,營造出對與中國合作草木皆兵的氛圍。另一方面,美國阻撓部分理工學科的中國留學生赴美,拖延發放簽證,使得現在很多中國留學生也對去美國留學產生顧慮。

但這實際上對香港也是一個機遇,因為香港始終具備自由開放且對東西方交流便利的優勢。無論是對海外被打壓的教授尋找新教職工作,還是內地留學生進修,香港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所以未來在招收高校教師和優質學生上,如何把握全球環境變化帶來的機遇,實際上是香港高校未來做好做強的關鍵之一。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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