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集體記憶 - 占飛

2024年6月4日 - 信報

十九世紀初歐洲，德國、意大利、波蘭等仍未統一，東歐各民族仍受奧匈帝國統治。

拿破崙打着民族解放旗幟，席捲歐洲，促成民族主義熱潮。怎樣才算一個民族？除了種族、語言、文化、歷史和宗教外，還有什麼？

法國歷史學家及哲學家Ernest Renan（1823－1892），在《什麼是民族？》文中提出：擁有共同「集體記憶」的族群，才算是民族。然而，法國社會學家及哲學家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在1925年出版《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註】，才詳細分析構成「集體記憶」的各種元素。

每個人都有其「自傳記憶」，除非寫自傳或回憶錄，或他人替他/她寫傳記，否則，其「自傳記憶」會隨時間消逝。無論傳記或現今流行的口述歷史，都是經過編輯的「二手記憶」，因每個人的「自傳記憶」都不整全、分散甚至零碎。同代人的「自傳記憶」愈多，便可能愈接近整個真相，成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故有學者稱「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為「收集所得記憶」（Collected memory）。

原始史料

個人的「自傳記憶」可以向外延展。先是家族，中外不少家族都有族譜，記載着家族歷史；其次是地方，例如中國的縣、省地方志；第三是宗教，千多年來，天主教廷儲存各地教徒資料：何時出生、領洗、結婚和去世；第四是種族，猶太人兩千多年都沒有國家，靠《舊約》保持族人的認同，《舊約》就是他們的「集體記憶」。在現今的多民族國家，各少數族裔──如美國印第安人、華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等等──都有本身的「集體記憶」。理論上，這些都屬於一個國家的「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跟歷史既有重疊之處，亦有重大分別。個人和社群的「集體記憶」是主觀的，歷史是客觀、求真的；「集體記憶」是重要原始史料，供歷史學家參考查證，盡可能找出事實整個真相。歷史學家不求真，就是背叛了歷史學。所以國家、民族的認同（Identity），不只如Ernest Renan所說，須建基於「集體記憶」，更須建基於真確的歷史。不熟悉國家、民族歷史的人，很難會認同、熱愛其國家、民族。

每個人都希望保存美好回憶，並遺忘或休提起恥辱、行差踏錯之記憶，因這關乎個人形象。窮凶極惡的壞人，都不想朝夕受良心譴責，所以人人每次回顧過去，都可能按照當前需要而誇張、避重就輕或隱瞞部分「自傳記憶」，重寫個人經歷的敍事。

國家、民族對待歷史的立場，跟個人對待其「自傳記憶」，全無分別。個人求自我感覺良好；國家、民族一樣求感覺偉大、優越。Ernest Renan早已預言：官方歷史會跟民間的「集體記憶」矛盾和衝突。他寫道：「我甚至認為：遺忘或歷史錯誤是建構一個民族的決定因素，是以歷史研究往往危及民族性（Nationality）。」換句話說，國家、民族會選擇留住哪些「集體記憶」，為哪些歷史大事立紀念碑、建紀念館，選擇什麼人為英雄、偉人……等等。紀念的相反是遺忘，國家、民族都會選擇遺忘哪些歷史大事和人物。這當然跟希望求真的歷史學家產生矛盾。

指正錯誤

要了解官方如何建構乃至虛構其「集體記憶」，最佳辦法是讀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美國的歷史教科書，必須呈交州政府和當地教育機關審查、通過。幾乎所有歷史教科書，都隱瞞或避重就輕地記述印第安人遭滅種和迫害，歧視、剝削黑奴和華工的歷史。美國社會學家和歷史學者James Loewen（1942－2021），1995年出版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一書，指正12本美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的錯誤，大獲好評。之後，他每隔一段日子就修訂、增加內容，2018年已出到第7版；2019年更推出專供孩子閱讀的淺易版。

現今數碼時代，事情發生得太多太快，無論大小事，都可能迅速被遺忘。再者，官方和民間大多倚仗數碼媒介溝通，很易被鏟除。守護個人和共同記憶變得非常重要，已經是每個人的責任。

道德與倫理

馬格烈（Avishai Margalit）是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哲學教授，父母是二戰納粹屠猶的幸存者，他自幼經常聽到父母爭論記憶與遺忘的問題；母親認為，幸存者是屠猶慘痛歷史的見證人，若不保存這個「集體記憶」，幾個世代後就會被遺忘，幸存者有道德責任守護受難者的「集體記憶」；父親不以為然，認為人應面向未來，不能成為歷史的俘虜，不應為守護「集體記憶」影響當下生活。

親疏有別

受父母影響，馬格烈撰寫了The Ethics of Memory，中譯本《記憶的倫理學》。以色列不單善於守護屠猶記憶，而且將之「普世化」，成為種族滅絕的「聖像」（icon）。其實，歷史上發生無數類似屠猶的種族滅絕事件。在二十世紀，非洲已發生許多次，卻漸遭世人遺忘。

馬格烈在書中探討的問題：守護「集體記憶」是道德責任還是倫理責任？他認為，責任親疏有別，乃是人性。道德針對他所謂「疏」（Thin）的人際關係，倫理則牽涉「親」（Thick）的人際關係。馬格烈贊同哲學家康德的說法，道德是普世的，不管同胞或外國人、相識或陌生人，只要是人，就應一視同仁，盡同樣責任。無論什麼地方戰亂、饑荒，都有道德責任人道救援。

倫理則有差序之別。對家人、親戚，跟對鄰里、同事，責任不同。沒人可以關注、幫助全球80億人，故不應要求人人都盡道德責任。可是，連倫理責任也不負，便應該受到譴責了。在書中，馬格烈舉一件小事作例子：上校手下一名士兵，在戰爭中遭自己人誤殺，若干日子後，上校在公開場合談及此事，竟忘卻了士兵的姓名，輿論嘩然，痛斥上校。馬格烈認為，此小事彰顯了：個人有倫理責任記住跟自己有密切關係之人的苦難，尤其邪惡勢力所造成，不可遺忘。苦難愈深，受難者愈多，愈應該守護。

註：英譯本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可於網上免費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