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5日 - 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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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公布新年度《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幼、小、中的學生總數連續三年下跌，尤其按升班人數比較的話，近乎各級均見流失。想當然耳，坊間馬上歸咎於「移民潮」此一「萬能key」；惟事實上，真相是否如此？
按升班人數比較的優點，是排除了出生人口減少的因素。譬如，比較今年小一與去年小二的人數差異，如果錄得跌幅，便反映原來在港讀書的學生，現在卻放棄在港升班捨港他投了。反之，比較今年小一與去年小一的人數差異，則會受6年前與7年前的出生人數影響，更多只能形容為「減少」而非「流失」──後者強調包含着「由有到無」意涵。
然而，是否所有「流失」皆「移民潮」所致？
首先，如果將比較的對象，從今年與去年的一年變化，稍為站高看遠把時間線延長，如以2019年作為分水嶺，來分析前後三年的改變，則結論定更全面。【表1】呈現了箇中升班人數變化，由幼兒班升低班，以至中五升中六，的而且確幾乎所有升班人數均見流失；然而，查2017年至2019年的三年間（以下簡稱「前三年」），其實同樣存在類似流失情況，只是流失情況有所不及──以最新2022年為例，減幅普遍較前擴大。（每年重讀生的佔比，小學和中學歷年皆維持在0.5%和2%左右；由於留班比率十分穩定，故比較流失數據時的影響可以忽略）。可以看到，2020年至2022年的三年間（以下簡稱「後三年」）無論如何，可以稍作總結：香港升班人數減少，我們既不應大驚小怪，但「後三年」流失擴大情況就誠應受到關注。
心水清者或發現，不是所有升級均見流失，其中高班升小一及小六升中一，「後三年」與「前三年」同樣不跌反升。原因相信不難理解，於此升讀小學與中學的兩大關口，乃是非本地生銜接本港教育體系的重要節點。
同齡學生溢出同齡人口？
其實，《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還提供了不同年級學生人數以外的許多資料，當中包括以年齡劃分的各個年級學生人數。透過年齡再作分析的好處，是可以跟統計處按年齡劃分的人口數字比對，何況同一年級的學生不盡是同一年齡（例如2022年的小一生裏，6歲只佔69%，5歲以下則佔28%；又如中六生，17歲只佔57%，16歲就佔23%）。【表2】所示數字，乃把教育局按年齡劃分的學生人數，減去統計處按年齡劃分的人口數字；換言之，負數顯示同齡人口比同齡學生多，正數顯示同齡學生溢出同齡人口。為何兩者人數並不相同？這要分開兩方面看：如果同齡人口比同齡學生多，即有居港者卻無在港讀書；如果同齡學生比同齡人口多，即有不在港的卻在港讀書。
為何同齡人口比同齡學生多？在強制入學令下應不可能「有人無讀書」，即使有例外亦涉眾不多。不過，除了因為官方學生人數統計是準確至個位數，官方人口數字統計則僅準確至百位數，所以當中或有誤差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學生人數乃反映9月開學人數，而上述人口數字則是截至年底，故兩者存在時差──別低估箇中時差，因統計處的人口定義裏，只要於統計時點前後，在港時間多於指定時間便被視為「居港人口」，時間短至一個月也屬「流動人口」──比方說，有學生上半年在港讀書，下半年則負笈海外（或轉內地升學），就會被定義為「居港人口」而沒有在港開學。
其實【表1】已知，中四升中五和中五升中六兩群的流失最多，加上【表2】亦見，17歲的人口遠多於同齡學生，將兩者結合一起，考慮到相關階段是銜接其他地方升讀大學的時機，所以相關學生的「流失」理所當然地遠較其他年齡段為多──這現象不論「後三年」抑或「前三年」皆然。另外一個「流失」重災區，則是12歲即小學升中學的階段，情況同樣跨越2019年前後。如前所述，這種「流失」本就司空見慣，不值驚訝。
為何同齡學生比同齡人口多？眾所周知香港有不少跨境學童，除了「南向北」，還有「北向南」；相信這批額外的學生，便佔不在港居住卻在港讀書的絕大部分，所以同齡學生居然溢出同齡人口。教育局數據顯示，「前三年」幼、小、中的跨境學生共約2.8萬人。
值得留意的是，溢出程度較大的，主要見諸個別年份出生；若在【表2】透過「梯級」視覺細察，譬如追蹤2016年時3歲、2017年時4歲、2018年時5歲、2019年時6歲、2020年時7歲、2021年時8歲、2022年時9歲的數字，當可發現這批同樣在2013年出生的，都見同齡學生溢出同齡人口。其餘2009年出生、2008年出生、2005年出生的，亦出現同一狀況。
先問一問：2013年發生何事？當年，香港剛巧叫停「雙非」來港產子。這不難理解為，這批沒有居港權的「雙非」孩子，即使不在港居住了，但到適齡時還是會來港讀書。此前出生的「雙非」孩子，因為有權在港居住兼且同時就學，故在同齡人口與學生人數之間不會形成差異。至於此後出生的，由於叫停「雙非」的政策因素發酵，來港讀書潮明顯有所退卻。教育局資料便指出，2016年（即2013年出生可入讀）幼稚園跨境學生人數有近8000，2017年（即2014年出生可入讀）只有4610人，2018年（即2015年出生可入讀）更減至2031人。推算下去，由小學到中學的學生人數，影響遲早勢將浮現。
至於2013年以外，為何前述幾個更早出生年份的，又會出現同齡學生溢出同齡人口的狀況？終於，香港出生人數的統計要派上用場。
「雙非」影響滯後浮現
細察「雙非」（雙親皆非港人）與「非雙非」（包括「單非」及雙親皆為港人）的本港出生人數，上述出生年份有個共通點，就是「非雙非」的出生數字均處低水平，好像2005年出生人數為4.78萬，翌年增至4.95萬，而2008年和2009年分別有5.36萬和5.23萬，往後三年則增至5.59萬和6.48萬，而到2013年又跌到5.62萬。相關出生年份出生人數較低的一群，正與相應年齡學生人數溢出同齡人口的時間吻合；也就是說，相關年齡的學生人數明顯溢出同齡人口，只因本地同齡人口較少而已。
畢竟，以上同齡學生抑或同齡人口的多寡，所涉乃是淨額。比喻言之，假設一輛巴士有50人，下一站有20人落車、10人上車，結果就會淨減少，但這不代表只有人落車，亦不代表沒有人上車。香港整體人口情況與此類同，倘沒新移民之類補充新血，在出生減少下人口早該萎縮──相關萎縮，不能單純理解為落車的人多了，上車的人少了也有重大影響，這是兩個因素互相交織所造成的結果；同一道理，倘若跨境學生減少了，加之港人一直傾向負笈海外，就共同造成了香港學生人數萎縮此一現象。還有一點值得留意：前幾年操普通話的人口，每多集中在中環、沙田、將軍澳等區，而現在則已廣泛分散香港各處；上文引述的教育局跨境學生統計，樣本卻仍僅限於北區、大埔、元朗、屯門、沙田、荃灣、葵青、東涌及黃大仙區，這又會否未能緊貼時代脈搏、未能準確全面反映所有跨境學生在港總數？
其實，綜合各年齡段考慮，「前三年」與「後三年」的同齡學生與同齡人口之間，一直呈現時高時低的拉鋸局面。撇除17歲這個關鍵年齡，於2016年和2017年綜觀3歲至16歲的相關年齡段，學生總數是溢出同齡人口的，涉約5000和9000人。但到2018年和2019年，則反過來是相關學生總數少於相應人口，涉及數字分別約5000和8000人。而在2020年再現學生總數溢出相應人口，2021年卻又學生總數少於相應人口，分別涉約2000多和近7000人。至於2022年的學生人數，的而且確遠遠少於同齡人口，涉眾且達4萬人之譜，明顯與前不同──走筆至此，談了許多，卒之要綜合利用上面提過的原因，來解讀為何2022年有此現象。
首先，從【表2】可知，再次撇除17歲看，以「梯級」視覺考量，2022年時10歲和11歲兩群，乃當中「流失」加劇最嚴重的關鍵。查兩者的出生年份，分別是2012年和2011年──這兩年所發生的大事，正是前述的叫停「雙非」前兩年。會不會背後原因，是相關原本趕搭來港讀書「尾班車」的「雙非」跨境學生，受累疫情而更多返回內地？另外，2022年3歲至6歲的年齡層，亦從往年通常同齡學生溢出同齡人口，扭轉為同齡學生少於同齡人口。會不會背後理由，又跟疫情之下跨境幼童減少來港有關？
事實上，疫下三年教育局沒再如常提供跨境學生人數統計，不過在一次提交立法會的文件裏，卻透露截至今年2月跨境學生為15760人，即較之前普遍的2.8萬人「流入」少約1.2萬人，其中幼、小、中的學生數字分別為364、6001、9395人。顯而易見，疫情對「流入」的影響十分巨大，特別是對幼稚園，足已解釋上文提到4萬人差額的約三成。三成的「流入」量減少，是否微不足道？能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把學生人數減少一律演繹為移民潮的「流出」嗎？
留人、吸人、產人 缺一不可
以上冗長說明確嫌複雜，只因香港學生人數減少的理由同樣複雜。一方面，這跟跨境學生的「流入」有關，而這又很大程度受到「雙非」政策的變化影響，需要一同比較本地出生人口來加以剖析。另方面，更多學生移民的情況無疑存在，但不能忽視的是，不少內地人亦視香港為負笈海外的跳板，他們之離港他投而是否計入「移民潮」？何況，移出目的地不一定是海外，而可以是返回內地讀書，事實上近年已有愈來愈多人到內地升讀大學。三年疫情，在兩地較嚴格的出入境政策下，跨境學生因而減少了，而同一時間，由於其他地方較早恢復通關，故港人及內地人均繼續前往海外升學──兩相夾擊的結果，就促成香港學生顯著減少之窘。
遺憾的是，香港並無相關統計，包括並無如斯細緻的專門統計，以致坊間只能透過宏觀數據旁敲側擊。但無可否認的是，香港學生人數減少是個必須正視的大問題，重點是必須先準確斷症，然後方可對症下藥──究竟問題出在移民潮？抑或跨境學生有所退潮？還是香港出生率根本過低？
其實，要分析移民潮影響，有個值得坊間加倍重視的官方數據。英國統計處早前公布的BNO路徑入境簽證統計，除了涉及被廣泛報道的總申請人數有17.25萬，及較少獲報道的實際移入人數為11.35萬、以地域劃分來自香港的申請人數為8.6萬之外，數據裏面還包含過去多年港人持學生簽證赴英的申請人數。過去十年，每年相關申請人數皆逾9000人，有時甚至逼近一萬，只是2022年則或多人轉以BNO簽證而跌穿8000人。
相關每年近一萬學生「流失」到英國的「基本盤」，在針對分析近年學生人數趨勢時，坊間有否全面地納入比較考慮？況且，香港學生不僅負笈英國，還會到其他地方。
至於跨境學生對香港學生人數的影響，社會亦似欠缺充分和貼市的掌握，一來樣本有必要更加廣泛，二來須盡快補回疫下三年的數字。
事實上，疫前「流入」香港讀書的2.8萬名跨境學生，便為每年「流失」英國數字的3倍；而最新透露截至2月「流入」人數所萎縮的約1.2萬，亦跟每年「流失」到英國的「基本盤」等量齊觀──再問，相關數字真箇應該忽略不計？此外，跨境學生的「雙非」因素也不能忽視，而事實上由評論總學生人數，抑或小學殺學潮都鮮見談及。
當然，出生率下跌亦為學校收生不足的重大挑戰。疫下三年出生人口跌幅且是懸崖式，去年只剩3.2萬，便較疫前即2019年暴跌2萬，較十年前更少一半。疫後情況料會改善，惟這幾年的「消失世代」如何補回？若干年後影響必在幼、小、中的學生人數浮現。
自內留人、自外吸人、自己生產人口，三方面絕對缺一不可。一再歸咎於單一的「移民潮」因素，乃為港着想的實事求是做法，抑或是不切實際的政治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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