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6日 - 信報
香港首次失落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寶座，在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的這個排行榜裏屈居第二，以0.01分之微敗予宿敵新加坡。香港自由彷彿一落千丈，究竟意味什麼？
這份報告，至少有兩大偏見值得討論。
自由至善？
先談關於自由的偏見，以至癡迷。
年年考第一，不獨是怪獸家長對孩子的要求，也是全體市民對香港的恒常要求，故任何排名滑落，均會引起廣泛關注。惟再想深一層，諸如競爭力排名、金融中心排名等，若然表現落於人後，誠應大力加以鞭策；不過，市場自由度不再稱冠，又是否一件百分百的壞事？
最近虛擬資產市場又再「幣弊斃」，再次提醒我們自由與約束的平衡不能顧此失彼。今次事件的關鍵性矛盾，乃在標榜「去中心化」以至不受監管，純粹服膺自由市場法則的市場，結果卻因「冇王管」而出大事，不少投資者可能血本無歸，同時政府亦被究責監管不力。究竟，監管是否萬惡？自由是否至善？對於虛擬資產，國際共識跟香港類同，在接連釀出風波後，答案始終是加強監管，否則投資便沒保障，信心不足的話，市場亦難持續發展。
菲沙研究所的自由度排行，其實也沒完全否定監管的作用。在五個評估大項中，「監管」便佔了一席，另外還包括「法律制度和產權」。饒是如此，報告始終重視自由多於監管，查上述兩個分項中，基本是約束愈小就評分愈高。針對「監管」，是量度監管如何限制市場准入，及干預參與信貸、勞動力、產品的自願性交換自由。至於「法律制度和產權」，亦集中在司法制度對經濟自由的重要性，法治、產權保障、獨立和客觀的司法機關、公正和有效的執法等皆為重要元素。的確，自由與約束需要平衡，不能只談約束不談自由，但相關中庸點誠不宜直取中間，而應稍稍側重自由一方，否則就會過分僵化失去活力。報告所談約束，也僅強調最基本的層面，正確地沒有過分偏頗自由；惟實際評分之時，則不見得言行一致，這在本文後面的另一偏見部分詳談。
事實上，報告不僅對自由與監管存有偏見，也對自由經濟模式過度趨之若鶩，這在今日尤其顯得不合時宜。報告強調，除星港外的頭十名最自由經濟體，依次分別是瑞士、紐西蘭、美國、愛爾蘭、丹麥、澳洲、英國、加拿大，全屬發達經濟體，還羅列了多個統計圖表，反覆引證經濟愈自由的地方，由人均GDP、本地貧窮人口收入，到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發展、快樂指數等等，一律表現愈好。問題是，當中存在的是因果關係（causation），包括是必然的因果關係？抑或兩者僅屬相關（correlation），甚至是歷史遺留下來結果？類似爭議亦早見諸民主方面：究竟是民主促成富庶，抑或是民主地方本來富庶？譬如不少落後地區，實行民主便不見得帶來富庶。
不論是過去不短時間，經濟發展如日中天的中國，還是最近的耀眼新星，近來GDP增幅更勝中國的印度，前者的經濟自由度排名低至111位，後者亦僅屬於中下游的87位，另外排90位的巴西、排106位的越南，試問自由度又是否與發展速度掛鈎呢？弔詭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所謂自由陣營，政府對經濟的參與及干預亦愈來愈高，既紛紛制定產業政策，還直接出資扶持指定產業，而去全球化更是反自由化的一大體現；倘仍停留在市場愈自由則經濟愈好的舊思維，實是活在另一平行時空，又或是跟時代完全脫節。
類似的經濟自由排名，當然仍有一定保留價值，包括審視是否太過自由或約束過度，不過就無必要堅持年年考第一「缺一不可」。其實，基於報告的第二個偏見，某程度尚可對此一笑置之，認真便錯了。
美國自由？
在「新冷戰」愈演愈烈之際，必須常備批判思維和獨立思維，以及比較思維。不能誤以為西方陣營的報告或報道是絕對的公道客觀。實際上存在着律己寬、待人嚴的偏見，以至惡意抹黑的雙重標準。
事實上，倘不全面爬梳報告，就難以發現一些離奇狀況。譬如，追溯過去近十年的報告，在「經濟自由度評級摘要」的章節裏，行文都是言簡意賅，先交代香港和新加坡續居頭一二位及其餘十大，之後就是其餘主要經濟體的位置，最後是榜末十位誰屬，風格一直沒變，描述字眼亦無大異，亦無篇幅點評個別地方，以至綜論國際大勢。但自2020年開始，報告則煞有介事地多添整整一段，專門去談香港自2019年的政治風波後，經濟自由度存在下滑壓力，所佔篇幅且異常地多，涉逾200字，遠多於前述交代排名的140字左右；這段額外描述，還持續了3年之久，當中風格及字眼俱分別不大，從趨勢看似乎會永續下去。難道是報告及作者們對香港特別有「愛」，所以如斯關心香港的經濟自由狀況？
再進一步細察，還可發現這個以加拿大智庫名義發表的報告，裏面的三位主要作者原來皆來自美國的大學。究竟摘要內容的變化，跟報告的美國背景存在因果關係還是關聯關係？答案只有他們知道。
比較報告衡量美國經濟自由度時，對此被評排名第五的自由經濟體更見偏頗。先拿一些相對客觀的評分細項來談。在「政府規模」的分項裏，這個以自由掛帥的報告，理所當然傾向「小政府，大市場」，所以政府角色愈低，評分就愈高。當中，對於「政府消費」，報告明言「政府開支所佔比例愈大，評分愈低」：眾所周知，香港政府的開支一直維持在GDP的兩成左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以報告針對的2021年為準，疫下香港的政府開支相當於GDP的23.7%，相反向來「大政府」的法國則約59%，故前者被評7分，後者被評約2.5分；然而，美國該年政府消費相當於GDP的45%，卻獲評6.64分，至於比率相若的英國（約45%）和加拿大（約46%），評分則分別是3.82和3.39，結果堪稱莫名其妙。另一個「政府投資」分項，報告也表示「政府所佔整體投資的比重愈多，評分愈低」：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日本該年的政府投資比重約10%，得分為8.3，而比重約6%的德國則獲10分滿分；至於美國，比重為兩者中間的7%，但卻有9.86評分之高，同樣令人摸不着頭腦。凡此種種，報告有沒有政治化成份呢？
「新冷戰」下美國大增貿易及投資壁壘，非始於現時的拜登政府，而可追溯到幾年前的特朗普時代，故在美國的經濟自由度下降，包括不能使用華為產品等，理應在這份最新報告有所反映；然而，報告似乎對上述舉措置若罔聞，沒動搖美國的經濟自由評價。譬如「自由國際貿易」的評分，2021年的美國獲評8.07分，跟2010年的8.14分幾無分別；其中，「關稅」和「監管性的貿易壁壘」兩項，前者同期僅微跌不足0.2分至8.26分，後者更是不跌反增0.67分至8.4分。
這跟報告的自由準則是否背道而馳？還是說，針對中國，以至俄羅斯等個別地方的措施，可以忽略不計，又或因「合理合情」而可以忽略？伊朗對美國的貿易和投資比例不高，實質影響確然不大，但中國於2021年仍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剛遭歐盟取代），何況不是說既定貿易夥伴的自由遭約束才應納入考慮，未進入市場的貿易和投資因為監管問題而望門興嘆，也是一種違反自由市場的體現。隨着「新冷戰」愈演愈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及投資打壓與日俱長，例如不准投資高科技領域、不准購買高科技產品等，相關因素又會不會在往後的自由報告裏充分反映？
其實，在「監管」的分項裏，由勞工市場的監管，到自由競爭等層面，西方均朝着自由的反方向前進。譬如美國政府出招兼出資，引誘高科技企業前來設廠，且莫論這是又一個政府加強參與的做法了，最新消息指富士康在當地遇上招聘難題，要輸入台灣勞工卻遇工會反對，敢問類似實際情況會否損害勞工市場的自由度？而反壟斷法的持續收緊，美國司法部正在研究或已提控多間科網巨擘濫用市場地位，歐洲的反壟斷大棒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凡此種種又會否令自由與監管之間此消彼長？正在密羅緊鼓籌備之中的全球AI安全峰會，更是打正旗號要加強監管。
自由與約束的中庸
說到底，絕對或過度的自由不成，絕對或過度的約束亦然。監管宜停留在最低限度的必要層面，自由到底是維持市場動力的關鍵要素。回望香港，一方面，由駱駝漆大廈的經營，到夜市市集及其他市集等，都宜盡量爭取拆牆鬆綁，例如只要確保安全基礎便成；消防處不再嚴限市集明火煮食要求，只需設置滅火筒、滅火氈之類便成，正是一個自由與約束間的適當調整及正確決定。惟另一方面，放寬監管多多少少意味風險增加，各界對此好應有所認知，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無論機率多低，駱駝漆大廈或市集始終有可能發生火災，但大家既然有了放寬監管的共識，屆時就不宜掉轉槍頭打倒昨日的我。
筆者一直強調，香港是個安全系數極高的地方，一大原因是「由下而上」倒逼所致。再以虛幣監管為例，如果當初監管機構為了保障投資者而嚴格規限，市場又會不會有聲音批評有礙金融創新、有損投資自由？坊間又會不會拿美國做法，來批評香港保守落伍、不思進取？有謂learn the hard way，跌過才知痛，收緊監管往往要待出事之後的民情配合；如此的話，賊過興兵又豈不是順理成章的結果？西方價值觀到底有別東方，由看待金融創新到新冠疫情，思想傾向於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至叢林法則，均較多認同自由選擇下風險應由自己承擔；像Parkour（飛躍道）到其他極限運動不易在香港流行，正因這裏的第一想法是考慮安全，彼岸的第一想法則是我有我自由。
自由經濟排名失落第一，是否那麼重要、報告是否公允？不是別人訂下標準，我們就要年年考第一。假如有個性開放自由指數，當西方逐漸推崇Polygamy即多配偶制時，我們是否又要爭取考第一呢？放寬安樂死或墮胎之類，都可自由化，但最「自由」卻未必跟最「好」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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