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這種信念，她決定遷往被外國媒體定義為「恐怖」、「邪惡」、「混亂」的地區，無論是平民的聲音還是專家和領導者的意見，都逐一發掘，務求呈現另一種面貌。不僅填補華人社會認知的空缺，也從別國的民主發展進程中，為香港帶來另一番的啟示。
張翠容爽快直率，甚具行動力，想到什麼就立刻完成。這次成為專訪對象的她，原來第一份工作就是做人物專訪。說到成為記者的經過，她莞爾一笑。「人生就像一隻艇，在一條河上行駛，一路漂一路欣賞岸上風景，不知道要漂往哪兒，偶爾停泊在某個地方就停在那裏了。」當時在英國讀書的她，因收留了某個記者朋友在家留宿，而加深了對這工作的認識，隨口一句「我也想跟你一樣當記者」，成為了開啟她人生的鑰匙。當她畢業歸來，這位朋友介紹她跟某雜誌社的記者一起去採訪學習，本抱着「去玩」心態的她，料不到在完結以後被帶到總編輯的房間，更獲得聘請。
她的成長與一般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無異，然而其反叛性格，令她走上與別人不同的路。在殖民教育下長大，雖沒有明確地意識到限制她思想的是什麼，但卻敏感地與當中的意識形態抗衡。「我讀書時常問：全世界都很順理成章用母語學習，為何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母語學習呢？當時我媽媽也像一般家長一樣，把子女送去英文學校，同學之間也重視英文多於中文，英文好甚至會被校長寵愛，我深深地感受到，這教育剝奪了自己的主體，也模糊了自己的身份；到了大學，看到有些外國教授不過是二三流，卻能身處高位，我也會去質問背後的原因——而這些正是殖民主義。你會感覺到在自己的地方，卻屬於二等人。直到我有機會出外採訪，到了第三世界或受過殖民的地方，他們常主動地向我提出身份的問題，我才對自己的身份有更深一層反思。」她很反對「殖民教育不洗腦」的論調，認為殖民教育的洗腦在於去掉自己的身份，像香港人既無法成為英國人，也不被鼓勵成為中國人。
「我小時候對身份問題沒有太多想法，一來我們這一輩沒有受民族主義影響，並不像前一輩那樣參與保釣運動，經過了六七暴動和中文運動，有社會派和國粹派之分，而且我在高中就申請去了英國讀書。我當時覺得反正都是殖民，不如索性去英國了。在香港上課我老是在遊魂，班主任更覺得我精神衰弱。哈哈！但去到英國，單憑外貌就能讓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以華人的身份在英國接受教育不知幾開心！香港是華人社會，為什麼要那麼虛偽說英文？殖民教育是很虛偽的，它更影響了我學習，因它不需要你思考，你只是接受就可以了，是很被動的，只是為訓練AO（政務主任）而設。（即訓練服從性？）也是。它不會訓練你去挑戰。我有些反叛性，就算就讀英文學校，我也特地找些中文書來看，看了許多台灣鄉土文學。他們對土地對民族的感情啟蒙了我，令我喜歡上中文與寫作。」
以心建立關係
去英國留學的經驗不但讓她認清了自身的身份，也啟發了思考，令她開始關心人和社會，尤其喜愛國際政治。而第一次到訪戰地，也是對國際政治的好奇使然，全程由自己決定。「那時候我已辭了職。既然報館不允許，就自己去了。我是一個比較主動的人，而且我一直要成為我自己命運的主人。我工作時會積極進取，不會按照別人安排做事。按我的性格，走上自由記者這條道路是很自然的。」
她認為香港人對國際政治也有一定關注，而少人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正因受了殖民教育，慣於接受人安排。「殖民教育影響了許多行業，人們只看到眼前的東西。殖民教育的特色就是不想讓你知過去，也不會去計劃將來，變得很短視，就算是傳媒也充滿瑣碎事和噪音。人生苦短，還有好多事情去做，還要給噪音佔據實在很不值得。我也不想我這世的karma（業障）帶到去下一世啦！」
2001年到訪阿富汗，採訪過塔利班，給了她很大信心。「在香港，就算是在大學修讀國際關係，也很少研究中東，多是研究歐洲美國，請回來的講者不是哈佛就是牛津這些主流學府的。但踏入二十一世紀，文明衝突佔據了國際局勢，香港竟對此一無所知，我便決定自己到當地一探。當時也不是帶了許多錢——很多人以為去那些地方很昂貴，根本不是，很多東西比香港便宜。貴的是機票，你可從陸路進去。許多東西跟想像是不一樣的，就算覺得不可能，不試又怎知？」
其他國家電視台的記者資源豐富，她可會覺得自己遇上的困難較大？「有資源不代表做的東西會更多，只要透過行動，才會發現事情和想像之間的差距。（有些國家的記者有護衞人員和曾接受軍事訓練？）不是這麼矜貴吧？這些事我不清楚，我不是用他們的方式採訪。想去就去了，到時候再執生吧！那裏也有許多老百姓在生活的嘛，為何你不可以像他們一樣？（如何與當地人打好關係？）容乜易啫，有心就可以了，你以為那些老百姓不知你的心？語言太花巧，心是最重要的。要夠親切，時時想到別人的處境。」
「我最近認識了一個在救援組織中任職的朋友，在巴勒斯坦工作了一年，那裏不只是一個與香港不同的世界，更是一個不合乎常理的世界，沒有人權可言。有些香港朋友特地去探訪他，最後也沉默了一天，覺得好像身處地獄。但當你眼中只有別人的時候，又怎會想到自己的那麼多事情？當然有許多地方是危險的，但要看你抱着什麼目的去吧。當你抱着一種關懷，便很少把自己的事情當成是怎樣的一回事。世上還有許多地方的人沒機會讓人知道自己的故事，讓人聽到自己的聲音，這些在媒體中面目模糊的人，要依賴記者的幫忙呈現。感覺任重道遠，就不會輕言放棄。」
經驗決定行動
在充滿衝突的地區，說錯一句話，做錯一個動作，也足以致命，張翠容靠經驗掌握分寸，在不影響自己和受訪者安危的情況下接近真相。例如五年前她曾採訪伊斯蘭聖戰組織，一直沒寫出來。這個以培訓人肉炸彈聞名的組織，頭目是一個如鄰家少年的男子，問到如何面對道德譴責，他只數算自己失去了多少家人及述說被奪去土地和尊嚴。「那時候他正被通緝，如果我寫了出來，就會被以色列抓住，要我說出他在什麼地方。到了最近出新書《地中海的春天》時我才寫出，因為我覺得他已死掉了，哈哈！」
說到自己面對的死亡時刻，她恍如在說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死亡往往不會是你能想像的。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是在委內瑞拉搭小型飛機——原來南美人開飛機是很『求其』的，所以當地有很多飛機失事——當時遇上雷電，仿似坐過山車的二十分鐘裏，我一直想，這次我必死無疑。我也遇過爆炸，也曾被人用槍指着，不知為何那時不覺得逼近死亡，一刻的危機解除後就不再害怕，最危險的狀況是沒有時間讓你害怕的，去完才知害怕，再去時就會做好安全措施，避開特別危險的地區，也不會單獨行事。去這些地方不要逞強，尤其不要搶獨家，那會令自己身處險境。」
經常目睹死亡的她，用佛教的角度去讓自己釋然：「每一刻碰到的每一樣事情，都能讓我們修行。生又何歡，死又何懼。」面對死亡的哀傷和恐懼，誰也不能無動於中，然而她很清楚自己的立足點。「自己最清楚是否『旁觀他人的痛苦』，有些事是要去報道的，不要自我膨脹，愈多衝突愈興奮，覺得自己很厲害，也不要覺得很內疚，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知道動機是什麼，只要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就去做吧。」
地中海的啟發
阿拉伯之春和歐債風暴受全球關注，求真的她自不滿足於西方主流媒體報道，親身到訪現場。尋根究底，發現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是逼使這些地區人民反撲的主因。當中的體制往往帶來金權政治，即使民主訴求得到滿足，不公義的現象依然無法逆轉，財富依然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說到香港對這些知識的空白，她氣難平：「香港對全球化的討論並不多，只是從市場着手，以為全球化就是自由市場，就一定是對的。然而當世界都去除疆界時，我們要為誰打破這疆界？是人民之間的疆界還是資本的疆界？如今全球的校園都在討論新自由主義，香港卻沒有太大聲音。」她希望自己的採訪能激起香港人反思。
香港近年多了許多本土抗爭，她認為是很自然的事，但仍未做到去殖民化：「香港回歸後十多年，還沒有一個徹底的對過去殖民歷史的論述和反省，所以產生許多問題。」對於「佔領中環」行動，她認為要有一個更深遠的願景。「爭取普選只是一個手段，爭取了以後要達至一個怎樣的社會，討論卻不多，例如如今所謂行之有效的放任政策，地產霸權等，要如何改進？如今整個政治經濟生態問題出在哪兒？為何貧富懸殊，民怨沸騰？這些都要討論。民主是讓我們達到更高理想的手段，是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是普世訴求。民主不是一個目標，香港的討論只集中在民主，但要提出一個藍圖，例如希望社會怎樣發展，是怎樣的社會，才是最重要。」
「民主應該能幫我們達到那些更遠大的理想，如果不行，就是劣質的民主。如今只是說民主程序，而非目標。反而兩年前搞的佔領中環，挑戰香港過去的政治經濟生態，回應華爾街的佔領行動，這才是問題核心所在。那時其他人去了哪裏？那些才叫民主。你也能看到西方國家就算有民主，也慢慢向財閥傾斜，官商勾結是劣質民主，當然不是我們要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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