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2日 - 信報
雖然同樣是帶動經濟，知識型社會的技術創新與工業社會大不相同。後者主要是透過技術變革，節省勞動力的同時，更多使用有形資本（physical capital）。在這個階段，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有形資本，而工業生產主要是用有形的機器來配合低技術的工人。隨着技術不斷創新，經濟持續增長，生產規模提升，令工人即使技術不高，也能分享到創新帶來的好處。因此，技術創新總的來說是縮小經濟差距。
五十年代以後，美國作為領先全球的經濟體，顯而易見地逐步向知識型經濟轉型。但在這個階段，一些最重要的技術創新不再以有形的資本出現，而是日漸體現於人類身上。人力資本不僅是高技術的勞動力，更是新構想、新創意、新工序、新組織形式的來源。科技的改變使經濟差距擴闊 。
美國花了大約五十年，才完成由工業社會向知識型社會的轉型，但過程平穩。一來在五十年代，美國人的教育程度和高教機構數目都是全球之冠。二來市場自由、適應力強，妨礙轉型的既得利益不多。三則由於美國是全球最大最先進的經濟體系，得以自行決定轉型的進度，外力難以左右。
教育制度僵硬難應變
香港的轉型就沒有這樣幸運。首先是轉得急，不到二十年，工業社會就已消失。中國內地重新開放後，香港工廠爭相北遷，大大加快了本港的轉型。二則香港開始轉型時，教育水準與美國當年差一大截。時至今日，香港受教育的人力資源甚至不如北京。
第三，香港的教育制度僵硬，面對全球特別是內地翻天覆地的變化，應變緩慢。舉個例，目前的大學資助制度每年提供大約2500名工科畢業生，但只有大約300名醫科畢業生。這個比重顯然不符合社會的需要。表面上，增加工科生是配合內地的需要。但這是假設香港的畢業生願意北上就業，與內地生競爭。中小學教育方面，由於政府規管，加上教師工會的牽制，制度上也未能適應社會的變遷。
過去這十年，教育當局無疑很想克服這些挑戰，也展示了領導能力，但成績差強人意。發展到今天，從業員不滿變得太多，但相對於全球化和內地開放的壓力，又變得很有限。正因此，父母只要負擔得起都用腳投票，讓子女離開政府資助的學校，接受其他學制的教育。與此同時，面向中小學生的考前補習班遍地開花，用市場來填補學校未能提供的需要。香港學生學習的意欲很強，因為父母與子女都深知人力資本在知識型社會的價值。
第四，教育投資不足，本來可以引入外地知識型工作者來彌補。除了接納移民，更重要的是放寬工作簽證。但香港近年有圍城心態，總想用就業屏障來保護本地人。這也就捉錯用神。須知知識型社會要有知識型工作者，才能為低技術的本地人帶來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不同專業的知識型工作者要彼此協作才能發揮創造力。香港如果沒有足夠的知識型工作者，反會令本地人才外流到其他知識型社會，以求發揮個人的潛能。
第五，香港以往將土地指定作商業、住宅或工業用，又或者規定不開發，例如作為郊野公園。但製造業北遷後，工業用物業大量空置，傳統的規劃變得過時。騰出的土地無法及時作有效的用途，拖慢了經濟調適的能力。物業市場適應不夠快，也就推高了租金和樓價，令一些經濟活動更難在港扎根，特別是那些不知能否負擔香港租金的行業。因為不僅公司要支付商用物業的租金，員工的居住支出也很昂貴。當局年來在土地使用上已開始有一些靈活性，但遠不足以向知識型經濟過渡。與此同時，市區重建進度緩慢、城市規劃決策過程僵化，更兼凍結郊野公園用地，令問題變得更嚴峻。
教育制度僵硬、未能積極引入人力資本、改變土地用途的機制欠靈活，再加上圍城心態，這都拖慢了香港向知識型社會的轉型。由於這四大因素，港人的發展機會大減，甚至逐步消失。我們不像美國，有五十年的時間來調適。製造業抽身太快，社會要以同樣的速度向知識型轉化，才能維持經濟增長。
第三部門回應社區需要
社會部門向知識型社會轉型不僅要求經濟變，社會服務的供應也需要轉型。進入知識型社會後，家庭、家族、教會等傳統社區都會消失。
兩百年前，社會服務由各地就地提供。但知識型社會的關鍵是流動性（mobility），個人的居所、行動、社團歸屬都帶有流動性。人不再有「根」，但也不再有社區鄰里來左右個人的居所、行動甚至關起門來在家裏可以做什麽。在知識型社會，有機會成功的人比歷來的社會一般多得多，但反過來，可能失敗的人也遠遠多過以往的社會。知識型社會的富裕程度比起以往社會是無法想像的，個人的不幸，不論是貧窮、吸毒、家暴還是青少年問題，都被看作是社會的失敗者。但我們不能把他們置之不顧。
可是，傳統的社區應付不了這些問題。在人們認識到以第三部門（Third Sector）來回應知識型社會的社會、道德和文化需要之前，上世紀做過兩種嘗試，但最後發覺都是錯的。多數人認為：社會部門的問題政府有能力解決，也應該由政府解決，甚至只有政府才能解決。這種福利國家的理念，至今仍獲多數人認同，尤以發達國家為然——雖然多數人可能已不再那樣相信。福利國家的路現在已被否定。
原因相信大家都理解：沒有政府的福利部門不變成官僚機構，架構臃腫，財政預算大都用來發放津貼、支付社會服務。但環顧全球，發達國家的社會不但沒有因而變得更健康，毛病反而愈來愈多。問題至今已很清楚：政府應該就社會問題制訂政策、確立標準、以及承擔相當的費用。直接提供服務的話，只會令福利開支持續上升，要不斷加稅來填補赤字，蠶食企業盈利，拖慢經濟成長。
要切合知識型社會的需要，香港的公共服務架構，由醫院管理局、房屋委員會到學校都必須轉型，否則邁向知識型社會的道路會很崎嶇。但目前這方面的認知與現實存在着差距。公眾尚未認識到，擴大架構、多撥公帑並不能解決問題。這些機構的員工當然不想變，而理想主義者也很容易用人道主義來喚起公眾的同情。故這些機構除非破產，否則很難大改。但公共機構破產也就相當於政府破產。發達社會的政客雖然說，只要選他們上位，社會服務就不會中斷，但在現實中，不少政府已經瀕臨破產。
另一種看法是靠大型企業組織來提供社會服務。在日本和中國的毛澤東時代，政府機關和民營企業都為員工提供社區式的貼身「照顧」。僱主除了確保終身僱用，還包辦房屋、醫療、有薪假期等等。機關變成僱員的社區，繼承了昔日村子甚至家庭的角色。但眾所周知，最後也行不通。
長者成社會服務生力軍
讓僱員參與管理也形成不了社區，因為本身無法形成社會服務所需的架構。知識型社會的這些服務，無論是教育或醫治在富裕社會中如犯罪、濫藥等異常行為，通常需要在工作機構以外的場所進行。
知識型社會將滿足社會需要的工作交託給特定社會目的的新型組織。一個人隸屬哪個社區，在過去往往是「命」，不由得你選；但「社會目的組織」是自願加入的。傳統的社區包辦成員的各個方面，你同樣沒得選；但社會目的組織是達成個人目的的工具。歷史上第一種社會目的組織是商業機構，目的是累積財富和資本。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因此認定，股份公司的社會責任只是牟利。但社會目的組織完全可以有非牟利的目的，例如在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由Henry Dunant受護士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啟發而建立的紅十字會即目標始終如一。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組（簡稱CPU）2003年調查發現，全港約有9363個社會目的組織，其中大約6785也，就是72.5%只服務會員，其餘的2576也就是27.5%為公眾服務。在這些組織裏，49.8%也就是大約一半在1986至2002年成立，1986年之前成立的有42.5% 。大約70%的組織表示主要為香港服務，12%表示服務內地，8%說服務其他地區。整個「第三部門」僱用大約9%的全職勞動力。這項估計相信並不精確，但足以顯示其規模。大約57%的組織有義工幫忙，全港義工估計佔人口的8.2%、勞動力的15.7%。
隨着人口老化，退休的知識型工作者日增，可望成為社會目的組織的生力軍。香港開始進入第三部門的黃金時期。要問「誰來肩負起知識型社會的社會需要」，答案不是政府，也不是僱傭關係的組織，而是另一種新型的社會部門。
我們慣說現代社會有兩大部門——公共部門是政府，私營部門則是企業。但現在多了一個：第三部門名下的組織日漸肩負起現代的社會需要。
新組織與官關係待摸索
中國人很早就重視「正名」，因為名不正的話，很容易誤導他人。香港的「私家醫院」即為一例。它們事實上毫不「私」營，一不以牟利為目的，二不交利得稅，嚴格來說應屬於社會部門。這些醫院是否按非牟利章程註冊，功能和營運方式都一樣。關鍵不在於其法律地位，而是它們存在的目的。
政府負責制訂和執行規章制度，故最講求合法。商業機構的目的是出售商品和服務，希望收取費用。社會部門組織的目的是改變人。學校的「產品」是學有所成的學生，醫院的「產品」是治療後病情好轉的病人，教堂的「產品」是生命有所改變的信徒，社會部門組織的功能是為人帶來健康和幸福。
社會部門組織不少是政府的夥伴，但反過來也會與官方產生競爭。由於歷史上並無先例，雙方的關係仍有待摸索。社會部門組織和商業機構的關係就更複雜。雙方在某些方面有同好，可以攜手合作；但在另一些情況下是對手，彼此的關注存在根本的矛盾。
至於社會部門組織的「業績」，尤其是非牟利和慈善性的，由於缺乏收支平衡的財務紀律，同樣還在摸索。目前只知道，社會部門組織需要管理。而一如商業機構，想要做出成績，就要有競爭和良好的管治。社會部門組織有四種資金來源：政府補助、收費、投資所得及經常性捐款。由於收入多頭，這類組織的管理和監督工作尤其複雜，更需要透明度和問責。這方面的工作才剛開始。
但毫無疑問，知識型社會必須同時具備三大部門，公共部門的政府、私營部門的商業和社會部門缺一不可。社會部門不但提供服務，而且為發達社會培育既有成就又負責任的公民，讓社會成員，尤其是知識型工作者有適當的環境可以發揮抱負，改變以至再造社會。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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