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應繼續成為新意念的傳播者 - 雷鼎鳴

2010年11月1日 - 信報

我曾在本報介紹過有望得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羅馬（Paul Romer）所倡議的「特設城市」（Charter City）及他與香港的因緣（見2010年7月12日拙作〈特設城市、羅馬與香港〉）。羅馬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是梳理出「意念」（ideas）可以怎樣推動經濟增長。

什麼是羅馬所指的「意念」？用香港人常用的說法，謂之「橋」是也。「橋王」、「絕世好橋」等詞語，香港人耳熟能詳。用羅馬自己所用的例子，近年連鎖店的一次用的咖啡杯，無論大小，所用的杯蓋大小都是劃一的，節省了不少麻煩，這正是一簡單的有價值的「意念」。當然「意念」有重要與不重要，簡單與複雜，但卻不脫離港人所稱之「橋」的範圍。

「意念」最重要的特性，便是它可被不同的人多次的抄襲重複使用而不必然損害其可用性，正是「橋不怕舊，最緊要受」（當然我們更樂意見到原創性的新「意念」）。這種可複製的特性，與一般資源不同，例如海洋中的魚類便沒此特性，太多的漁民互相仿效，加倍捕魚，很快便會使漁獲大幅減少，難以為繼。

在中國留學史上的足迹

要使有用的「意念」不斷出現，需要好幾個條件。第一是資訊自由流通，人民可隨便掌握到別人的「意念」；第二是教育普及，吸收別人「意念」或自創「意念」的能力較強；第三是社會規模較大，人口眾多，積累起來可供眾人靈活使用的「意念」的總量亦較大；第四是思想要開放，肯吸納新的「意念」。

香港本是彈丸之地，既無天然資源供其揮霍，其成就與扮演的角色往往都是靠傳播新的「意念」支撐着。而所謂新「意念」，簡單化地說，便是有意或無意地向中國傳播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與經濟、政治與科學有關「意念」，亦即「西化」思想。這些例子數不勝數，孫中山在港讀書與搞革命，八十年代開始港商把現代管理方法帶到內地等等，都為人所熟知。但歷史往往有其幽微之處，香港對中國現代化的重要貢獻，尚有一條少為人知的線索，便是港人在中國留學及教育史上所扮演過的角色。

2003年底，《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錢鋼與胡勁草出版了一本優秀的著作《大清留美幼童記》。同期，香港歷史博物館搞了個名曰「學海無涯」的「近代中國留學生展」，並把展品結集成同名的書出版。內地中央電視台也派員到美國追尋歷史，把十九世紀中國留美學生的故事重現於眼前。

我對他們所描繪的歷史感到震撼，對港人所起過的作用尤感好奇，所以也用過一些時間把線索追蹤下去。

容閎鼓吹清廷遣童留美

首先是容閎。這位1854年在耶魯大學畢業、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完成美國高等教育的留學生，其實也曾與港結緣。容閎廣東香山人，1828年生，1842年隨美國傳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從澳門搬至香港摩利臣山的馬禮信紀念學校就讀。1846年布朗身體不適決定回美，容閎被選拔隨同赴美，1847年進麻省的孟松學校（Monson Academy）就讀，其後入耶魯。我小學在東華三院第三小學、中學在華仁書院，校園都在摩利臣山腳下，知道容閎是隔代近鄰，倒也十分高興。

容閎回國後，深知西學對中國發展的重要，大力鼓吹清廷派遣學生到美國留學，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說服李鴻章玉成其事，從1872至1875年分四批共派出一百二十名十至十五歲的幼童到美國學習。這批幼童個個相貌堂堂，聰明溫雅，其中七成人都來自香港或附近使用粵語的珠三角，這與負責挑選的容閎本人的背景或許有關。據錢鋼、胡勁草一書所言，當年願意派子弟出國的家庭極少。香港附近地區受港影響，較為開放，容閎才在此較為成功說服幼童的家人。

幼童抵美後事宜由位處康湼廸格州首府哈德福（Hartford）的中國幼童「出洋肄業局」副總監容閎策劃。他們大多住入美國家庭，而當年哈德福市有兩位著名作家對幼童關懷無微不至，他們是大文豪馬克吐溫（Mark Twain）與著有《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斯陀去世後葬於位處麻省安多福（Andover）的菲利蒲斯高中（Phillips Academy）校園內，我多次到她墓前憑弔，以感她無私栽培中國人才之恩。

據安多福的校史記載，從1878至1879年，這批幼童中便有十一人進入此校就讀，其中便包含了後來香港的名人周壽臣（出生地為香港仔，香港第一位華人行政局議員，香港大學創辦人之一，壽臣山道以他為名）及梁誠（曾任中國駐美大使，其子梁世華是金文泰中學1946-57年的校長，而金文泰又出過曾蔭培及李明逵兩位警務處處長，以及議員梁國雄等多位知名人士）。

現代信念影響中國近代史

1881年，清政府聽信讒言，要把所有幼童召回中國。除了「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等少數人不肯從命之外，未有完成學業的學生都要回國。雖則如此，他們都成為替中國帶入現代意念的信差，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深遠。他們當中有民國的第一個總理唐紹儀（曾就讀皇仁書院），天津大學、山東大學、清華大學前身的校長，中國電報業由這批幼童建立起來，甲午戰爭中的將領中也有他們的身影。

幼童中與香港關係密切而其巨大影響少為人知的是外交家梁誠。我初見他大名而不知其何許人也，是在閱讀安多福校內資料時，當時他用梁丕旭（Pi Yuk Liang）的原名，後來則用梁誠爵士（Sir Chen Tung Liang Cheng）。1903年他被清政府派到華盛頓當駐美公使，主要任務是討回義和團後中國多付給美國的「庚子賠款」。

朱祖凱2002年在《美國研究》發表的「中國學生留美一百五十年」所載，《紐約時報》在1907年6月23日訪問過梁誠，在梁初上任後，他千方百計向美國爭取收回多付出的款項，但並不成功。有一次機會，他見到羅斯福總統，談話中說及在1881年一場安多福與其姊妹學校埃克塞特學校（Phillips Exeter Academy）的世紀棒球大賽，當時決定勝局的是校內棒球明星梁誠（他也是把棒球帶進中國之人）的一次三壘打，羅斯福剛好是這場賽事的座上客，對此印象深刻。經此一談，二人關係「增強和接近了十倍」，以後的談判便一帆風順，美國退回了1078萬5286元1角2分。

這筆「庚子還款」一分為二，一半用作創立清華大學，一半用作支持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前者對中國的重要性不用多說，後者培育出的人才不勝計算，胡適、趙元任、竺可禎、梅貽琦、楊振寧及我的老師之一何炳棣等等名重學林的人物都是靠「庚子還款」留學的，他們對中國近代吸收西方思想的貢獻也是毋庸爭議的。若果沒有梁誠年幼時即能融入美國社會學懂棒球，並深知可以此打動愛好運動的美國人羅斯福總統，今天大概不會有清華大學及一大批近代知識界名人。安多福近年對發展內地的關係頗有興趣，年前其校方到訪清華前便問過我這段歷史。其實梁誠本人後來曾安排過四十人到安多福就讀，其校史早有記載，不用問我。

以上這段歷史，只是顯示出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曾不自覺地做過新意念與「西學」的直接間接傳播者，這種角色香港今天仍然應該扮演。香港仍是中國最開放、資訊最流通的地區，能夠幫助吸納新意念的國際網絡及學術界。香港仍較發達，若做得好的話，對中國的貢獻不可限量，香港自身的地位也可得保障。

年輕人缺乏國際視野

不過，並非每一個港人對此有清楚的認識。部分年輕人不明白香港無天然資源不可能獨立生存，對在全球化下香港必須扮演充當中國與世界橋樑的外向型角色，反而變得十分內向，把注意力都放在本地的小事中，缺乏國際視野，或對其不感興趣，這應被視為一種思想及能力上的倒退。什麼時候香港能再利用自己的開放性，在面對全球的競爭中不斷吸納到更多的新意念，再把它們轉化為有用的實踐，香港的經濟便能繼續發展下去，否則香港前途大有值得擔憂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