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01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準”的號召。這一年的0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的《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又指出：“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毛澤東這些富有遠見的思想，成為我國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的指標。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決策，國務院成立了科學技術規劃委員會，組織全國數百名科學技術專家，經過反覆研究，制訂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提出了“重點發展，迎頭趕上”和“以任務帶學科”的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確定了57項重要科學技術研究任務，“原子能作為軍用動力堆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項。與此同時，海軍經與一、二機部和科學院有關部門研究，海軍提出了發展導彈核潛艇的規劃。
聶榮臻親自起草絕密報告
1958年06月，隨著我國第一座實驗型原子能反應爐開始運轉，一直縈繞在主管國防科技事業的聶榮臻元帥心頭的一個想法終於成熟了：中國要研製自己的導彈核潛艇！
為了迅速啟動中國的核潛艇研製工作，聶榮臻邀集海軍蘇振華政委、羅舜初副司令員、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勁夫、一機部副部長張連奎、二機部副部長劉傑、國防部五院院長錢學森、副院長王諍等領導同志和有關業務部門負責人，就研製導彈核潛艇問題進行了座談討論。
06月27日，聶榮臻元帥親自起草了一份絕密報告——《關於開展研製導彈原子核潛艇的報告》，報“德懷同志、總理並報主席、中央”。報告指出：“根據現有的力量，考慮國防的需要，本著自力更生的方針，擬首先自行設計和試製能夠發射導彈的原子潛艇。”、“擬以羅舜初、劉傑、張連奎、王諍等四同志組成一個小組，並指定羅舜初同志為組長，張連奎同志任副組長，籌畫和組織領導這一工作。”
這個報告一送上去，當即就得到了批准。06月28日，報告送審第二天，周恩來總理對報告作了如下批示：“請小平同志審閱後提請中政常委批准，退聶辦。”
06月29日，鄧小平總書記仔細審閱報告後批示道：“擬同意。並請主席、彭總閱後退聶。”鄧小平還在加快研製進程的有關表述旁加注“好事”。國防部長彭德懷和毛澤東主席也很快圈閱了這個報告。
就這樣，一項事關海軍建設大局，也關係到國防現代化建設大局的重要尖端技術工程就決定了。隨即，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專門領導這項工作的班子，由羅舜初任組長，劉傑、張連奎、王諍為領導小組成員，負責籌畫和組織核潛艇的研製工作。從此，研製導彈核潛艇這項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科研專案，在中國大地上秘密拉開了序幕。
斷然拒絕赫魯雪夫
為加速實施導彈核潛艇的研製工作，中央軍委於1959年11月決定：核動力由二機部負責，艇體和設備由一機部負責，海軍負責抓總。據此，海軍修造部組建了核潛艇總體組，對艇總體設計進行了探討研究。
中國人自己研製導彈核潛艇，在很多人看來，真可謂是“天方夜譚”。因為在這之前，中國的常規潛艇還處於繈褓之中。在連常規潛艇都不能自主研製的情況下，上馬研製導彈核潛艇，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核潛艇總設計師黃旭華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當時我們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藉鑒。偶然發現有人從境外帶回一個玩具潛艇，我們也反覆揣摩、研究，想從中得到某種啟發。”
然而，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研究條件下，核潛艇總體組靠集體的聰明才智和頑強的拼搏精神，於第二年就拿出了核潛艇總體方案的構思。
中國核潛艇研製計畫剛剛提出時，中、蘇關係尚處於蜜月期間，依靠蘇聯提供部分技術資料，是聶帥當初提出計畫時考慮的措施之一。1958年10月，中國海軍政委蘇振華率代表團訪蘇，達成了從蘇聯引進部分海軍裝備的協定，並於1959年2月4日正式簽訂。這就是著名的《二四協定》。
根據協定，蘇聯方面向我方提供了常規潛艇的技術資料和設備，派遣專家幫助中國製造，讓中國代表團成員參觀了列寧號原子破冰船和幾種艦艇等。儘管蘇方對校潛艇的技術資料十分保密，不肯吐露實質性的內容，但還是回答了一些關於核反應爐方面的枝節問題。
然而，隨著赫魯雪夫自感地位已經穩固後，他那唯我獨尊居高臨下強加於人的面目就逐漸表露出來。最終導致了中、蘇之間關係的破裂。赫魯雪夫任職期間，曾兩次來華訪問。
關於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會談，赫魯雪夫在《最後的遺囑》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們剛剛開始建造柴油機潛艇和核動力潛艇時，我們的海軍部門便建議政府要求中國政府能同意在中國建立一座長波無線電臺，以便我們能與在太平洋航行的我國潛艇部隊保持通訊聯絡。”
關於當時蘇聯要求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建立聯合潛艇部隊的內幕，在美國某大學國防安全與軍備控制中心供職研究核潛艇的美國教授約翰‧威爾遜‧路易斯是這樣講述的：“早在1958年0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拉季翁‧揚‧馬利諾夫斯基已寫信給彭德懷，倡議在1958～1962年間，中、蘇聯合建造一個長波無線電傳輸中心和一座遠距離無線電接收裝置。蘇聯將為這兩座裝置提供70%的資金。
北京把馬利諾夫斯基的建議看作是一種‘控制我國情報和保密通訊’的企圖而予以駁回。
“07月21日，正值雙方誤解達到頂點的時候，尤金拜會了毛澤東。尤金以赫魯雪夫的名義詢問中、蘇兩國建立聯合潛艇部隊的可能性。
毛澤東問道：‘首先，我們應明確指導原則。你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靠你們的幫助來建立這樣一支潛艇部隊，否則你們就不給我們援助？’
彭德懷出席了這次會見。當議題轉入無線電通訊台站時，彭德懷重申中國反對建立這個長波台，他說：‘所有權應屬於我們，否則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
毛澤東又進行了補充，明確地指出肯定‘不贊成組織一個軍事聯盟’。
“翌日，尤金和毛澤東再次會談。這位中國領導人反覆重申反對建立長波無線電臺，並聲稱：‘建立聯合潛艇部隊是一個涉及中國自主權的政治問題’。毛澤東看著尤金，憤怒地大聲說：‘在政治立場上，我們絲毫不會讓步……你可以說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如果你這麼說，那我就不得不說你們已把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擴展到中國海疆了。’
這次會談之後，尤金電告赫魯雪夫說：當蘇聯的建議被提出時，毛澤東喊道：你竟敢提出這樣的建議？！這個建議是對我們國家尊嚴和主權的侮辱！”
1958年0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雪夫對我國進行正式訪問。會談中，赫的這一意圖控制中國的要求，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
09月30日，赫魯雪夫率蘇聯黨政代表團再次來華訪問，參加國慶十周年慶典活動。會談中，他又提出了這個問題。會談的場面是這樣的：
赫：毛澤東同志，我們關於建立這個聯合艦隊的建議，不知道你們做了進一步考慮沒有？
毛：不行。這個建議，我們早就答覆過你們了。
赫：那，關於在你們這裡設立長波電臺的事呢？
毛：不行。我不想談論這件事。
赫：毛澤東同志，我們將給你們建電臺的錢，對我們來說，電臺屬於誰無所謂的，只要我們能用它同我們的潛艇保持聯絡，我們甚至願意把電臺送給你們——我們只希望儘快建台。
毛：我再重複一遍，我不想談論這件事。
赫：我們的艦隊在太平洋遊弋，我們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們最好能達成一項協定，使我們的潛艇能在你們的國家裡有一個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艦員上彼岸休假……
毛：我最後再說一遍，不行！赫魯雪夫同志！
會談中，中方提出希望蘇方不要中斷1957年10月15日由聶榮臻、陳賡、宋任窮代表中國政府和蘇聯政府代表團在莫斯科簽訂的蘇聯在火箭和航空等技術方面援助中國協定中所規定的專案，並再次提出核潛艇技術問題。
赫魯雪夫說，核潛艇技術複雜，你們搞不了，花錢太多，你們不要搞；蘇聯有了核潛艇，你們就有了，我們可以組建聯合艦隊。
就這次會談的情況，赫魯雪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更加憤怒，他突然站了起來，揮舞著他那巨大的手掌說：‘你們不支援我們，我們自己搞。’這樣，談判不歡而散。”
10月01日這天，赫魯雪夫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同中國領導人檢閱遊行隊伍。他指著正在天安門前通過的民兵方隊說：“這，將是核導彈下的一堆肉。”接著他陰沉著臉告訴毛澤東，蘇聯準備撤走所有援華專家。話說到這個份上，由蘇聯援建核潛艇之事不用再提。
毛澤東憤然指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這句擲地有聲的話，成了激勵廣大科技工作者奮勇當先，拼命搞出中國核潛艇的源源不竭的動力。
核潛艇專案曾暫時下馬
赫魯雪夫離開中國後，中、蘇關係開始全面緊張。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聶榮臻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確定了國防科研工作“縮短戰線，任務排隊，確保重點”的方針，把研製原子彈、氫彈放在第一位，其他專案都要重新進行調整以縮短戰線。最終決定先集中力量搞原子彈、氫彈；導彈、核潛艇專案先暫時下馬。
面對這個無可奈何的選擇，大家默然無語。陳毅元帥還是捨不得下馬，提出：“我不贊成這方面的縮減，而贊成繼續進行鑽研，不管要八年，十年或十二年，都應加緊進行。”
然而，無論人們的主觀願望多麼美好，以當時的國力確實無力同時支撐原子彈和核潛艇這兩個大攤子，核潛艇工程最終還是下馬了。艦艇研究院院長劉華清和政治委員戴潤生向聶榮臻元帥做了彙報。中心意見是：從長遠考慮，核工業動力潛艇研製工作不宜全部下馬，否則，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損失，而且技術隊伍也將散失，以後再重新上馬，困難更多。
周恩來總理非常重視這份報告，與這份報告同時上報的還有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一份報告，二機部也不希望核潛艇工程徹底下馬。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主持中央專委開會進行了慎重研究。
1963年03月，中央專委決定，在國民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保留一個由50多人組成的核動力研究室，繼續從事核動力裝置和艇總體等關鍵專案的研究，為國民經濟恢復之後完成設計試製核潛艇作技術上的準備。
50多人的隊伍，承擔龐大的核潛艇工程，顯然力不從心。但是以總工程師彭士祿為首的核動力研究室已經很滿足了，他們堅信核潛艇工程還會有重新上馬的一天。這50多人就是核潛艇工程的種子！他們最終使這一尖端專案重新上馬。
（摘自《毛澤東與共和國重大決策紀實》，作者：張樹德 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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