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7日 - 信報
上Paul H. Fry課的學生，雖然視PoMo-babble為異端邪說，為了考試過關，只好發揮動物求生本能，在堂上裝出趣味相投，如醉如癡的模樣。「The common reader」才不管你這一套。
就我所知，文學作品雖然吹了多年的「淡風」，中文著作尚未見有以「文學的死亡」或「文學的末路」作書名的集子出現。英文倒有不少。菲德勒（Leslie Fiedler）的一本文集叫What was Literature？可譯作「那種從前叫文學的是什麼東西？」文學既成過去式“was”，談文說藝的作者亦相應成了「古人」。這本文集第一篇就自我殞滅：Who was Leslie A. Fiedler？，「那個從前叫Leslie A. Fiedler的傢伙是什麼東西？」。
菲德勒（1917-2003）在「覺今是而昨非」前的全名是Leslie Aaron Fiedler。那種從前叫文學的東西在他眼中是專供學界清玩的「孤芳」作品，如詹姆斯後期的長篇小說《奉使記》。他引了馬克．吐溫傳聞說過的話：「我寧願墮落約翰．班揚《天路歷程》的天堂，也不要看他的東西！」
那麼在菲德勒眼中，「今天的文學」是什麼東西？簡單的說，就是通俗讀物，如《飄》（Gone with the Wind）。菲德勒這傢伙當年是美國學界老頑童，「the wild man of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說話瘋言瘋語慣了，大家也就見怪不怪。
「後現代」批評不斷「瓦解」西方文學傳統
教我們認真看待的倒是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克恩南（Alvin Kernan）寫的《文學的死亡》（The Death of Literature, 1990）。單從市道看，文學命若游絲是事實，但毫無保留的說是壽終，實有點過分。最少在《紐約書評》這類刊物上我們還經常看到新書廣告和評論文章。這位榮休教授用了「外憂」和「內患」兩個角度來分析文學面對的危機。「外憂」的成因再明白不過。新世代讀書人的口味早為各種影視藝術所取代。此中因果本是老生常談，在此不贅。不如說說內患。
依克恩南的說法，所謂內患，實因若干六十年代興起的「後現代」批評學派，二三十年來不斷「瓦解」西方文學傳統經典著作之餘，還蓄意「謀殺」作家。這就是說此派論者把文學作品僅是看作語碼的組合，作者是誰無關宏旨。文字本身游離不定，意念自然飄忽，難以捉摸作者的「中心思想」。道德判斷得從實證論出發，若為相對論取代，是非善惡就失去標準。由此看出克恩南的觀點跟《閉塞的心靈》作者布魯姆（Allan Bloom）相似：尼釆在美國學界陰魂不散，虛無主義思想大行其道。
看來反權威、反建制的表述不限於文學範圍。藝術品「自甘墮落」的傾向更令人瞠目結舌。試看Robert Mapplethorpe展出的一張照片：一個黑人在白人口中尿尿。比他更驚世駭俗的一位攝影師是Andres Serrano。他在一幀作品中把代表耶穌的十字架泡在自己排洩物中。
文學研究「科學」化
後現代派文評家雖然處處反制，倒未見有人跑出來焚國旗、毀聖像。據克恩南的分析，今天的文學批評之所以玄似天書，可說是鋌而走險的結果。設在大學的專門科目，如醫、理、法、工、農，其「實用價值」早有定論。既屬專門科目，自有一套言之成理，但門外漢難以消化的行話。我們聽不懂，只能怪自己無知。因為「實用」，所以這些科目公認有存在價值。
文評家是文學的解人，可惜文學的功用無法量化。今天在美國專業研究文學的人，絕大多數是大學的受薪階級。歷史這門功課，早已成為社會科學的一環，但文學不是。文學和哲學一樣，屬於人文「學科」，沾不上「科學」的邊。跟校園內的科學家同事聊天，如果還老黃賣瓜的向他們解說文學追求真善美，有助淨化人類心靈這類老掉大牙的話，語言就不像專家的discourse了。因為文學研究既然是專門學問，老生常談是大忌，應有像醫生或工程師那種別人不知就裏的行話穿插其中。拉丁文在這方面很派用場。奇形怪狀的數學符號有時也管用。於是行文中「夾槓」（jargon）連篇、「罕詞」（neologism）滿紙，好像非如此這般就不可以把文學提升到「科學」的境界。
後現代文評的風格與文字不斷向「科學」靠攏後，出現了什麼面目？且看：
It is the moment of non-construction, disclosing the absentation of actuality from the concept in part through its invitation to emphasize, in reading, the helplessness-rather than the will to power-of its fall into conceptuality.
文長三十六個單字，在文法上只是one sentence。作者Paul H. Fry是耶魯大學英文系教授，引文出處是他寫的《詩辯》（A Defense of Poetry）。這句子雖然長得教人喘不過氣來，但最少沒有什麼特別的「科學」術語，一般英語為母語的美國大學生，不用翻字典也應該明白每一個字的含義，雖然這句話究竟講了什麼，他們會像我這個英語非母語的外國人一樣摸不着頭腦。對名牌大學崇拜有加的讀者，看了這種「天書」，茫無頭緒之餘，總先會責己，怪自己學養不足或悟性偏低。人家耶魯大學教授寫的文章嘛，哪有不通之理？
偏有人不信邪。Arts and Letters Daily的網上編輯Dennis Dutton毫不客氣的指出，Fry在《詩辯》上用的語言，像absentation of actuality這些怪胎，賣的是野狐禪，目的在讓人聽來有物理學家吃力把哥本哈根學派對量子力學詮釋作「俗講」的模樣。後現代文評在文字上玩的花樣，極盡「奇技淫巧」之能事。肯德基州Louisville大學的Aaron Jaffe教授，注意到特務007在一部電影中突然要換換馬丁尼的口味，吩咐酒保用另一個牌子的伏特加調酒。Jaffe認為這涉及效忠對象以及領土主權的易位問題，決定給我們解碼道：This carries a metaphorical chain of deterritorialized signifiers, repackaging up and down a paradigmatic axis of association.
後現代囈語
黃燦然曾在《明報》譯介過Robert Fulford痛批「後現代囈語」的文章。難為他把這些「PoMo-babble」的樣板都翻譯出來。以下是Jaffe囈語的譯文：「此舉帶動了一條非領土化能指的隱喻之鏈，上下重新包裝一個含有各多種聯繫的範式軸心。」你喝了一輩子Smirnoff伏特加酒，一天晚上心血來潮，要轉用Grey Goose來調馬丁尼，Jaffe教授看在眼裏，猜想這可能是你由崇俄到戀法政治情意結的一個「非領土化能指隱喻」的轉移。
在「PoMo-babble」歪風出現以前，我們奉為經典的文評書寫，不是Matthew Arnold，就是T.S. Eliot或Lionel Trilling這等人文主義大師的著作。他們的論述條理分明，絕不「矯情鎮物」，文字本身就是一篇篇亮麗的散文。
後現代文評以意識形態掛帥
克恩南說，今天除了在大學的文學系外，嚴肅文學作品早已跟外界絕緣。因為除了不斷「文字自殘」外，後現代文評還經常各擁山頭，以意識形態掛帥，排除異己。女性主義者（其中不少是男士）讀經典，總以檢舉「沙豬」為天職。「沙豬」就是chauvinist pig，大男人主義的豬玀。「新左派」看書，各有自己關心的議題。關心動物權益者對Herman Melville的小說《白鯨》口誅筆伐，因為Ahab船長追殺鯨魚的手段兇殘。「山頭主義」的學說，只有在學院才有市場，但文學市場的運作，得靠「the common reader」維持。追捧《飄》和狄更斯小說的，是「一般讀者」。上Paul H. Fry課的學生，雖然視PoMo-babble為異端邪說，為了考試過關，只好發揮動物求生本能，在堂上裝出趣味相投，如醉如癡的模樣。「The common reader」才不管你這一套。受不了還強忍下去，就是自虐。「狂人」菲德勒以講授文學為生，竟然說出「那種從前叫文學的是什麼東西」這種話，看來他也是受不了。
克恩南說美國的文學市場還可以慘淡經營下去，因為國內四年制的大學約有一千六百多間，二年制的社區學院也近此數。問題是主修文科的學生日見減少，即使選上了這一科在堂上也被「囈語」嚇走。殘喘還能苟延多久？克恩南悲觀得很。美國大學生近二十年來的文字表達能力，已式微到半文盲的階段。傳統的補救方法，是規定他們到英文系開辦的補習班去接受寫作訓練。但現在這種規定為時勢所迫，作了修訂。現在不少學生只消選些傳播系的「溝通」課就可以過關。那些課呢？克恩南舉了個例子：Hello, then, what？說完哈囉後該怎麼辦呢？該說些什麼話呢？這類課程沒有規定一定要用文學作品做教材，因此既不必接觸苦悶的象徵Henry James，也不用知道海明威是誰。「哈囉，你是子虛大學畢業的呀？可怪呢，我弟弟也是！」能夠跟陌生打開話匣子，「溝通」就成功了，學生的「弱點」也因此「補救」了。
文學會不會有起死回生的一天？依克恩南看，沉疴已久，回天乏術。「外憂」已銳不可擋，更不幸出了「內奸」自毀長城，七寶樓台，已破碎得不成片段。他老人家話說得悲痛：「從未看過一個行業，在埋葬自己衣食父母的行動上，表現得這麼積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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