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8日
譯自LUNCH WITH THE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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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霖（Stephen Green）在這次午餐約會早到了三分鐘，但卻為自己遲到道歉。這名現年六十歲的滙控（005）執行主席個子頗高，說話輕柔，身穿深色西裝，為人彬彬有禮，幾乎到了過分的地步。我們坐在 Le Pont de la Tour 一張細小的餐桌前。這家餐廳位於倫敦泰晤士河畔，在貝理雅─白高敦經濟興旺期是倫敦銀行家喜愛的用餐地點。（葛霖本來喜歡另一家餐廳「流血的心」Bleeding Heart，但擔心餐廳名字會惹人取笑他。）陽台有些顧客正在享用午餐，但裏面卻空空如也，證明貝理雅─白高敦興旺期已經過去。
葛霖拒絕發表評論，令人奇怪，原因有二。首先，他是聖公會的牧師，長久以來就對與錯作出深入的思考。第二，他寫過兩本書，討論全球化下道德與商業的問題。我提醒他，我們正是因為他第二本書籍《良好價值》（Good Value）出版而進行這次午餐約會的。
幸好，一名侍者在我們的小爭論繼續之前來到。我們研究餐牌後，葛霖點了醃鯖魚做前菜，主菜是烤鱈魚。我則點了西班牙涼菜湯和烤雞。為了找到共同點，我提議外加一道菠菜，兩人分享。然後，我把話題拉回到銀行家失敗了仍獲得獎勵的問題。
英倫銀行行長金格日前的傍晚於 Mansion House 發表了一篇措詞嚴厲的演說，訓斥銀行家沒有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汲取教訓。他說，英倫銀行就像一個教堂，人們前來參加婚禮和葬禮，但大家都不理會講道內容。「對，我也有出席。」葛霖說，然後展開了一段兩分鐘的談話，談論金格處理銀行業系統危機的計劃。那很引人入勝，但並不完全對題。葛霖對銀行家在導致銀行倒閉後，收取豐厚報酬有什麼意見？
葛霖一邊喝着 Virgin Mary，一邊以盡量不帶偏見的態度作出應對。大家必需清楚花紅和退休福利的分別。然後，又再提到涉及薪酬的「市場扭曲」是所有行業都有的，不只是金融業。「言出必行」（my word is my bond）的時代已經過去，但人們不應該在內幕交易大行其道的時候，期待「紳士銀行家時代」的出現。最重要的是，「規則是永遠不足以令道德操守落實的」──這個話題會在這個九十分鐘的午餐約會中再出現。
我就報酬原則的問題迫問他。葛霖向我提到關於撒該（Zacchaeus）的《聖經》故事，撒該是個稅務官，把貪污得來的不義之財分給窮人。這又是一個巧妙的迴避舉動：古德溫的工作能力可能不好，但沒人說他有貪污。我們之後又幾次交鋒。葛霖就是不肯針對個人發表評論。是時候轉換話題了。
葛霖在 1998 年被任命為牧師，是倫敦一家教會的非受薪牧師。他在《良好價值》一書中大量引用《聖經》，但也引用了很多文學作品，特別是歌德的《浮士德》。葛霖在牛津大學攻讀德文──我也是，不過晚他幾年。葛霖後來轉修政治、哲學和經濟（PPE），原因是 PPE 比中古時期高地德語實用。我不禁懷念起昔日時光，於是要他背誦《浮士德》第一部的開場對白。
「Habe nun, ach! Philosophie, Juristerei und Medizin ... Durchaus studiert（我已經，唉，把哲學、法學和醫學都已徹學成絕）。」葛霖用着一口合格有餘的腔調說着。我加入，但他突然說出浮士德的驚人宣言：「I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為！）」。這個愛書的銀行家全情投入，眼睛發亮，長長的手臂伸到桌子的另一邊。這種對德國文化的熱情，在現代英國是很少見的。
個人責任 vs 市場要求
我知道我們仍需討論他著作裏的偉大主題──全球化的道德操守、個人責任和社會發展，但我首先問及葛霖攀上滙控頂峰的曲折歷程。滙控前身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現在是全球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
葛霖大學畢業後，在一個酗酒治療中心工作（「是一個造訪牛津的牧師啟發我的」），然後到英國政府海外發展局（譯註：1997 年升格為國際發展部，負責國際人道援助事宜）展開公務員生涯。
「我最遠就只是到過巴黎。」他回憶道。在灰心喪氣下，他取得 Harkness 獎學金到美國，在麻省理工完成了一個碩士課程。1977 年，他加入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工作，直到1982年，他 34 歲的時候，被獵頭公司看中，獲邀到香港加盟滙豐，從此一直留在該銀行。
我們的侍者帶來了西班牙涼菜湯和醃鯖魚，以及麵包籃。我邊吃着麵包，邊問葛霖在香港有哪些難忘時刻。他說是建立新商業系統，然後有點煩躁地說，他聽起來像那些沉迷某種癖好的男人（anorak）。
1992 年，即滙控收購英國米特蘭銀行的一年，葛霖和妻子及兩個女兒回到英國。他於 1996 年出版第一本書，內容是如何在侍奉上帝和侍奉財富貪婪之神之間取得平衡。這對葛霖來說是個真正的難題，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
《良好價值》是在個人責任與市場要求之間掙扎，背景是更廣大的經濟及歷史環境。葛霖的野心是為全球化說項，說服人們同意全球化是無可避免的進步力量。
「讓我們來看正面的影響：人類文化的互相融合及互相豐富；把經濟發展帶到世界每個角落；提高生產力……而且近年全球化成功令數億人脫貧，特別是在中國和印度。這些效益都是具體的，精神上和文化上都受惠。」
那負面的呢？「市場系統一直有與生俱來不穩定的地方。」葛霖說。他所指的是金融泡沫，從十七世紀的鬱金香狂熱（Tulip Mania，譯註：指荷蘭鬱金香價格被炒得極高，最終大跌，被視為全球首個經濟泡沫之一），到二十一世紀由次按引發的金融危機。「這是一隻我們希望可以駕馭的老虎。」葛霖表示，其他負面影響包括社會邊緣化及氣候變化。見葛霖說得起勁，我便放棄提醒他，滙控在 2002 年收購了美國的 Household Bank，因而災難性地陷入次按泥沼中。
到這個時候，葛霖已經幹掉了鱈魚，而我的烤雞出奇地多汁。現在是時候探討他對社會發展的樂觀看法，特別是英國。他揚言英國的種族主義、階級主義和性別歧視已經不如六十年前那麼嚴重。「我不知道可以怎樣作出量度，而這些問題都不是已經消失不見，不過這個國家近八成人都認為自己是中產。我對此感到懷疑。」
葛霖關注道德責任和社會發展，由來已久，正如他很久便非常欣賞不太出名的耶穌會牧師、古生物學家兼哲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譯註：法國人，生於十九世紀末，曾多次來華傳教，上世紀初有份參與周口店北京猿人發掘工作）。他的主要作品《人類現象》（The Phenomenon of Man）在他離世後（1955年）出版。
德日進對宗教界人士來說，可能是類似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存在。弗里德曼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也是推動全球化的暢銷作品《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作者。德日進認為地球是個球體，無論是字面上或比喻上。葛霖在他的書中引用了德日進的看法，指人類的進化分兩個階段。第一個是人類擴展到全球，無論是數量上還是精神上。第二，在二十世紀，這個星球愈來愈多地方有人居住後，這造就了集體回憶。因此，全球化是比經濟、商業及政治更深層的東西。葛霖告訴我：「那是人類精神的演變。」
向市場原教旨主義說不
葛霖以平和的聲調說話，但內裏也懷着一定的信念。他對自己的事出奇地誠實，例如他坦言他的書是在前《金融時報》記者阿迪斯（Richard Addis）協助下完成的。阿迪斯曾是聖公會見習修士。兩人交換了大量草稿，通常是在周末。
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如何處理書中的第二個大主題：他在人類內心和外在世界發現的「普遍存在的道德含糊性」（pervasive moral ambiguity）。例如，在作品的結尾有一段嚴苛的自我審視。葛霖談到自己造訪歌德創作《浮士德》時所住的魏瑪市，那兒很接近惡名昭彰的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納粹集中營。
「我們告訴自己，不能把人類皮膚想像成皮革，但我可能發現，自己在日常中會遇到類似的情況。」他寫道。「我可以看見自己已經看不見最終目標、動機和價值──完全沉浸在規則 a 或 b 是否適用於狀況 x 這問題的辯論，而我其實已經不再知道x到底代表了什麼。」
葛霖的告白表面上的確令人吃驚，但正如他在書中說的，有人可以肯定自己會有對抗暴政和獨裁的道德勇氣嗎？
把對話帶回現在，我說這和當代資本主義的相似點很明顯。太多銀行家只遵從法例上的文字，而不是法例的精神。因此，我在想，像很多歐洲人般把注重個人利益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Anglo-Saxon capitalism），以及強調集體利益的「加爾文派資本主義」（Calvinist capitalism）劃清界線，這是否公平？
「我是歐洲人。」葛霖帶着熱誠地說。「你也是。」他認為英國人是歐洲人，而作為親歐派，他相信不應該劃清界線。我並不贊同，但仍想知道葛霖是否相信不同資本主義模式的先天性優越之處，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對股東價值的強調。他說：「股東價值不能——也不應該——被提升到凌駕其他一切的地步。這是產品及服務供應的副產品。當副產品變成最終目標，我們就是扭曲了整個市場。市場是必需的，但不是全部。因此應該向市場原教旨主義說『不』。」
這是個對股東價值稍微不同於一般的看法，但他大力強調自己的觀點──而當他這樣做時，雙臂的動作打翻了水杯，弄得我的手提電腦都是水。他苦着臉：「這應該會刊出來吧。」他說道，半懇求地。「一定會。」我一邊回答，一邊用白色餐紙抹掉那些水。
我們的侍者拿了更多餐紙來。我們跳過甜品，點了香草茶。我問葛霖現在讀什麼書，他說是特爾肯普（Uwe Tellkamp）去年的得獎小說《塔》（Der Turm），該書背景是前東德的末年。他非常喜歡這篇近一千頁的史詩式作品。
這又把葛霖帶回德國歷史及文化的「高度和深度」──並曝露了他驚人的野心。葛霖的夢想是撰寫一部歷史，記述德國文化及歷史的發展：由亨利四世（譯註：神聖羅馬帝國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初的皇帝）從斯派爾（Speyer，德國西南部城市）步行到卡諾薩城堡（Canossa，意大利北部），尋求推翻被逐出教會的決定的經歷；一直到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三十年戰爭（譯註：十七世紀初涉及大部分歐洲列強的戰爭，大部分戰場在德國），德國統一，納粹主義，到最終東西德再統一，在統合的歐洲中重新獲得其地位。
一顆正在流血的心
到這裏已經有足夠資料再寫一期午餐約會文章了，更不用說是另一本書。我們一定要走了，儘管香草茶尚未上桌。當我們離開時，我心想：身為上帝的銀行家，葛霖可能有一顆正在流血的心（bleeding heart），但他肯定也有一個鑲了鋼鐵的靈魂。
《良好價值：對金錢、道德和不穩定世界的反思》（Good Value: Reflections on Money, Morality and an Uncertain World）。
我們這次聚會時間來得再好不過，因為可以在倫敦塔影子下進行美食聚會。數小時前，前蘇格蘭皇家銀行（RBS）行政總裁古德溫屈服於外界壓力，決定放棄總值 1660 萬英鎊退休金的三分之一。這件事無可避免地被我用來打開話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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