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15日 – 信報
Hildegarde Heynen 是來自荷蘭 K. U. Leuven （魯汶大學） 建築、都市設計以及地區規劃系的教授，上周來香港演講，介紹她負責編輯、即將出版的一套《建築理論手冊》。
Heynen 的學術興趣一直在於研究建築理論／評述，她曾經自扣帽子，表明自己的研究大部分以新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理論為基礎，換句話說，她對建築的理論性研究，一直是從社會上權力分配的政治性 （political） 角度來看。
對於「政治」這兩個字，香港社會普遍對它有一種過敏，有只希望香港和諧發展的人，會說香港人事事政治化，阻礙經濟發展；亦有文人雅士鄙視「政治性」議題，每逢提到「政治」就好像玷污他們頭上的光環。所以，每次說起「政治性」這個論述介入點 ，自己都會格外小心，留意說話的對象是否能掌握所謂的「政治性」。讀 Heynen 的 Is architecture political ? 才知道對「政治」敏感 （還是反感？）的不只香港人，原來於建築學界也有反對「建築蘊含政治性」這個立場的支持者。
Heynen的文章引述自上世紀初以來，多個社會學家／哲學家／藝術評論員的研究，去理解建築蘊含政治性這個課題，其中當然少不了Foucault（福柯） 對 Jeremy Bentham的 panopticon（環迴俯視）監獄設計的分析。要談論建築空間的分布與權力的關係， Foucault 確實是一個代表人物，他曾經就現代社會上，不同建築形式例如監獄、學校和醫院等作出研究，以了解如何透過建築設計與空間劃分，去訓練空間使用者對掌權人的服從。就以學校為例，從前的模式總是老師站着面向全班學生，一方面可以把每個同學的一舉一動收入眼簾，同時又可以形成一種高高在上的權威。時代改變，今天社會追求的是開放、活動教室，老師身處的位置不能仍是一種單向的對比，學生的座位鋪排亦以自由式取代從前的秩序，這些都是反映大家對學校與學習方法的不同期望。
現代主義建築意味「無階級」社會來臨
說來像理所當然，建築設計以及空間分布影響人的生活。但是，Heynen 引用 Walter Benjamin（班雅明）對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住宅（dwelling）建築於風格上的迥異，帶出建築的風格和形式其實可以是一種政治取向的表態，就好像七一遊行是香港人對中央一種表態一樣。因為 Benjamin 把二十世紀早期像 Corbusier 等人設計的現代住宅建築解讀為新一代中產對上一代資本家與貴族的一種反抗，從十九世紀的那種陰森的大宅，變成一個充滿光線，空氣流通，開放以及透明的空間，在 Benjamin 看來，是意味着一個再沒有階級之分的社會的來臨。
當然，自十九世紀末至今天，Benjamin 那種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美學理論已經有點過時，又或者應該說一個以階級為出發點的論述，其實已經失去它的 relevance。時至今日，整個 modernist movement已經把 emancipation of the modern subject 推到極點，換來的就是一個一個的個體，再沒有共同體，這個現象，與 Heynen在文章裏說的 Benjamin 的終極信念——共產主義下的 collectivity 剛好相反。
不過，這並不表示今天建築所擔當的政治角色已經被淡化。對於反「政治性」的支持者來說，政治有一定的壓迫性，因此令人潛意識抗拒。今天「政治性」（political）這個與權力有關的觀念，其實在壓迫之餘也同時有它 emancipation 的力量，這得要歸功 Foucault，因為他對「權力」的拆解，令到「政治性」這個觀念也隨着自由民主的發展而演變為一個決定權力分配的過程。
演講完畢，一位有心人提問：建築理論／評述還有價值嗎？Heynen 的回答是：希望論述可以提高執業建築師的自我警覺，於設計的時候會留意建築物所帶來的政治性影響。他的一句「還有價值嗎？」道盡不少單純研究理論的學者於面對 death of theory 的無奈，站在像 Heynen 一樣的學者角度來看，如何令理論與實務掛鈎無疑是一種從功能主義出發的欲望；換一個角度來看，在這個事事要有學術理論基礎的年代，沒有論述支持，也難成氣候。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