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日 - 信報
當時，邱吉爾仍把握每次機會，為英國利益爭取話語權，不是為了什麼普世價值，最終事與願違，只是大勢所趨，時不我與。同樣地，蘇聯與美國盟軍爭先搶佔柏林，亦是出於本身利益，而不是什麼政治理念不同。不論是美蘇陣營抑或大英帝國，作為一個整體去分析，由始到終都是把本國利益極大化。忽發奇想，果如是，大家應該反問，當美國總統特朗普批評前朝施政不是以美國優先，他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假設本國利益極大化
打從特朗普參選以至勝選，一直聽到所謂美國優先論。顧名思義，就是一切應以美國利益為先，其他人等，大可置諸不理。
初聽不易發覺問題，畢竟這個應該是理所當然的，美國政府以美國利益為先，天經地義，幾乎沒有可以挑剔之處。正如英國政府以英國利益為先，俄國政府以俄國利益為先，都是完全合理的。
但有個關鍵字眼：幾乎。純粹以人之常情去想，上述論調是無可置疑的。問題正是其無可置疑，才會令人生疑。此話何解？
從頭說起。上述說法之所以作為合理假設，跟大家分析企業時，以企業利潤極大化，分析消費者時，以消費者效用極大化，可以說是同樣合理的。由此合理假設開始，大家便可以一直推導出不同的行為模式，然後從真實世界中印證是否一致。
經濟學偶爾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由如此合理假設開始，一直推演，竟然推出一些結論，譬如企業沒有把利潤極大化，又或者消費者沒有把效用極大化，如此有違常理的結論。
對經濟學推理有點印象的，都知道所謂極大化是相對應於局限條件的，而不是任意的極大化。比方說，企業有其成本限制，消費者有其收入限制等，不一而足。此之所以，大家常聽到「假設其他因素不變」這個常用語句。換言之，真正關鍵是能夠把局限條件變化，才能知道行為的演變。但無論如何，為保持邏輯一致性，不能隨意說，這裏是極大化，那裏不是極大化。
集體與個人利益未必一致
大家想當然的以為，企業也好，消費者也好，甚至美國也好，這個利益極大化是很容易定義的。其實不然。
消費者還好，個人的口味意願以至所付出的代價，一般都是直接與其決策掛鈎的。但若以個人以外的任何集體，就以企業來說，企業持份者眾多，股東投資者利益跟一般僱員，以至跟高管，可以有分歧。果如是，在同一企業內，不同決策牽涉不同持份者的個人利益，他們各有本身局限條件，自然不保證全體持份者利益一致，更不保證全體持份者他們各自的利益極大化，都是同一回事。
同樣道理當然可以放諸美國身上。今天特朗普可以三扒兩撥下達眾多行政命令，其實只是時間上壓縮，感覺上極為震撼，但其實其他總統一樣可以簽署大量行政命令，選擇特赦與否，又或給予個別既得利益團體什麼好處，所有這些，誰可保證個別持份者的利益得到極大化，等同整體美國利益的極大化？
環境變不等於決策錯
最有效的分析，是把所謂上述整體的利益，盡量還原至個人層面，才是每個真正決策者面對真正局限條件，決策有其真正代價（即經濟學上的機會成本），才可有真正的推斷力。
這當然不容易，故此只能將就一下，以不同層次的整體利益去觀之，但要同時明白，當政客大談整體利益時，究竟有多少是其本身或所屬友好的利益，才不至於誤判。
當特朗普大舉推行新的一套，假設其為全知全能全善的角度，作為政策制定者，而新的一套與舊一套不同，則存在兩大可能性，一是上述個別既得利益或持份者的利益所致，二是基於當前該國面對的競爭條件有變化，即使以前的政策不是受個別既得利益或持份者利益所影響，仍得適者生存，根據最新形勢而變化。
假如說，舊的一套不再合時宜，例如，當年為了當時的利益計算，而主動自願地為盟友提供這樣那樣的經濟以至軍事資源，是希望取得某程度的合作關係，那是當時的計算。
誠然，當時的計算在事後孔明看來，的確有可能出錯。如今環境有變，以往的盟友可能是負累，以往要在氣候能源環保等議題上，得到較有能的參與，當時願意付出某個代價，事後看來可能偏貴，但不等於以當時的決策過程來說，便是出錯，便是不顧美國整體利益。我們不能過度簡化，看成當時沒有嘗試為美國利益極大化，不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處理。
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昨日的我，但若這個打倒要有決策上的意義，便要基於決策時當刻的具體處境和局限條件而論。退一萬步，人固然可以一直犯錯，但犯的錯不一定是沒有為自己謀求最大利益，正相反，有可能是設定的目標不當而已。
新人上場，自然說舊人的不是，但其實，要麼從來就以美國利益優先，要麼從來不是，否則即為偷換概念，至於有時是但有時不是，當中局限條件如何，留待美國優先論者回答。
作者為永豐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證監會持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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