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1日 - 信報
該書作者Tevi Troy本身是公共政策學者，曾於白宮及國會山莊打滾多年，包括在2002年至2007年間歷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的內政助理、政策副總監、首席政策顧問等職務。在一定程度上，Tevi Troy從近距離目睹華盛頓政治中樞如何跟華爾街和矽谷的金錢「愛恨交纏」，亦激發他產生研究興趣，最終完成《權力與金錢》一書。
簡單來說，《權力與金錢》追溯了美國歷史上十多位巨富與華盛頓政壇（尤其是時任總統）或明或暗的互動關係，並探討他們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該批巨富既包括早期的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J.P.摩根（J.P. Morgan）、亨利福特（Henry Ford）、華納兄弟（Harry, Albert, Sam and Jack Warner），亦涵蓋近代的畢非德（Warren Buffett）、蓋茨、喬布斯（Steve Jobs），以至現時炙手可熱的朱克伯格和馬斯克（Elon Musk）。
據Tevi Troy指出，美國早年針對政商互動、權錢交易的監管相對寬鬆，當時的巨富不但非常重視及熱中於跟華盛頓政壇打交道，甚至會直接參與政治和選舉。例如洛克菲勒曾經大力支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當上美國總統（有點像馬斯克去年瞓身力撐特朗普競選）。此外，亨利福特和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更是合作無間，福特於全國的廠房都開足馬力為政府生產軍備。
儘管洛克菲勒、亨利福特等巨富與時任總統關係良好，但隨着各自的生意版圖愈來愈大，仍難免承受反壟斷壓力，最終要被「拆骨」收場。不過，他們在華盛頓的人脈和投資，一定程度上有助於在「拆骨」過程中爭取較佳條件。
《權力與金錢》另一個重點是探討美國總統權力有多大，例如是否足以把一個普通商人捧為巨富，又或者憑一己之力把一個巨富踩落地底？Tevi Troy的答案是總統權力「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他們對富商的最大影響力主要涉及監管層面（而非直接給予利益），例如針對哪些行業加強監管力度、要做到哪一步（譬如接受和解抑或「告到底」）、是否批准某些重大交易等，總統都可發揮最終話事權（林護仁按：最新案例包括拜登於卸任前夕否決日本製鐵收購美國鋼鐵，以及特朗普就任後可能「放生」TikTok等）。
來到近代，隨着政商監管逐漸完善，美國富商與華盛頓的交往亦漸趨合規化和間接化，大多數有錢人主要透過政治捐款、聘請說客（lobbyists）等方式參與政治。有些富豪會更進一步，例如「股神」畢非德待人處事較為老練，加以其父親曾任國會議員，故他更加積極和純熟地與政治打交道，包括透過旗下的報紙、電台等媒體營造影響力，並在華盛頓擁有大量人脈，亦與歷任總統經常見面。在1973年石油危機、1987年股災、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2008年金融海嘯等時刻，畢非德不少非常成功的投資機會皆憑政壇人脈取得，同時他的積極投資亦發揮穩定市場效果，可說是與華盛頓各取所需。
微軟歷司法重創後汲取教訓
同一時期，一批在矽谷誕生的巨富相對上沒那麼熱中於政治，甚至帶有「政治潔癖」，認為自己及其生意與華盛頓「互不相干」。然而，正所謂「你不理政治，政治也會找上你」，蓋茨在2000年得到慘痛教訓，當時微軟被聯邦司法部進行反壟斷調查，承受巨大壓力。蓋茨那時候才發現，自己在華盛頓孤立無援，對這場風波無計可施，只能一味捱打。
最終，微軟被禁止把Internet Explorer綑綁到視窗系統銷售。不少分析者認為，這個結果直接打擊微軟的互聯網業務發展，並讓谷歌等後起之秀有機可乘；換個角度看，若非受此重創，微軟今日的市值或可再增加數以萬億計美元，現在的首富可能仍是蓋茨而非馬斯克（儘管蓋茨早已大幅減持微軟股票）。
正因如此，據《權力與金錢》記載，蓋茨多年後在一場私人會面中，以過來人身份忠告朱克伯格「立刻在華盛頓弄個辦公室」，意思是要後者重視政治，包括應在華盛頓設立辦事處，對白宮、國會議員等各方施加影響力。雖然這未必能避免作為巨擘的Meta受到各種監管和調查，但至少在「出事」時較容易「有偈傾」。Tevi Troy提到，除了朱克伯格外，蓋茨亦給予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Jeff Bezos）類似的勸告。
馬斯克過度干預華府亦存風險
當然，最能理解蓋茨苦口婆心的，可能正是其「死敵」馬斯克，後者對政治的積極參與度恐怕超過美國歷來所有巨富。但Tevi Troy認為，過於直接地干預政治也存在風險，例如一旦其政治盟友或靠山失勢時，該富豪及其生意也有機會大受牽連。
在《權力與金錢》最後一章，Tevi Troy綜合歷來十多位巨富與政治打交道的經驗，總結出五條心法：一、企業愈大，愈有需要建立政治影響力，且須盡早進行，否則待危機發生時便已太遲；二、企業最高領導人（CEO或大股東）應親自主理與政治打交道的工作，不宜假手於人；三、商人參與政治須小心謹慎，且講求技巧與經驗；四、支持特定黨派之餘，企業及其領導人亦應構建超乎黨派的形象和影響力；五、須注意反效果，例如支持某些勢力或運動時，可能損害該企業在反對者心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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