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7日 - 信報
遇到重大災難或瘟疫時,東西方文化都有微妙相似。西方碰到瘟疫時,社會文化方面的應變措施基本上有兩種:找代罪羔羊和懺悔。其實,每個人都有類似想法。
瘟疫代表上帝懲罰,必須懺悔。瘟疫期間遊行,用鞭子打自己,顯示悔意的鞭笞者(Flagellants),當年疫症如黑死病流行時非常普遍;這些受難儀式,表面上處理天災人禍,實際上是處理社會問題。
華人社會亦認為瘟疫是天譴,因人們犯了罪過所招致,故要用宗教儀式解決,包括咒語、「水懺」等懺悔儀式;道教的建醮與符籙、巫/乩童的治病法事等等;療效未知,其中意義,是讓災難的無常變成有種說法,不再糾結在「為什麼」。
受難儀式,在沒有防疫細菌概念的當時,處理兩種困境:一是纏繞着肉體或社區的疾病(Physical affliction),必須驅逐瘟神與疫鬼;一是神明用疾病來懲罰人或社區的社會,產生共同愧咎感(Common/Social affliction)。透過儀式化解不幸,撫去病疾和失去親友的傷痛。
怎處理鬼神懲罰和怒氣?重新和好。平安祭典等送瘟儀式,目的是祈禳具有傷害地方百姓能力的鬼神,用「和瘟」儀式送走。懺悔儀式,幫助處理無後代祭祀或冤死的厲鬼。
開港通商、交通貿易網絡隨文明覆蓋全球,也共享病原。政府以公共衞生來控制疫情,民間則透過送瘟儀式來處理。
在今天看來,無知和迷信一些習俗,對社會有深遠意義。知識和認知貧乏的古代,這些習俗,也許會產生某種動力,讓民眾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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