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5日 - 信報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建議：在香港進一步推廣籍貫觀念，增進本港市民對家鄉和祖籍地的認知，培養歸屬感與凝聚力，提升文化認同感、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認同感。
籍貫觀念，我國古已有之，是中華文化特色之一，且較日本、韓國等地深厚。
籍貫不單保障中央有健全的歲收及徭役，而且是嚴密的社會控制手段，乃中央行政制度重要部分。如維基百科所載，「籍貫，通常指父親與祖父的長居地……『籍』是指一個人的家庭對朝廷負擔的徭役種類，也就是指其所從事之職業，如『鹽戶』（專門為政府煮製食鹽的）、『軍戶』（專門為政府服兵役的）等……『貫』指一個人生長的所在，如『鄉貫』、『里貫』。《隋書．經籍志》：『其無貫之人，不樂（落）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浮浪人是無戶籍之人。
到外地做官或經商的人，戶籍仍保留在原地。官員奔喪、免官或退休後，必須返回原籍。有些特殊地區，如西漢首都長安，禁止外地人遷入「落籍」。
官員及在長安出生的子女，必須返回原籍。
籍貫何以重要？皆因歷代王朝的社會秩序，都建基於家族，而家族則靠三綱：父子、君臣、夫妻維繫，即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子關係是首要的，君與臣、君與百姓的關係是父子關係的伸延。父子關係的核心價值是孝。《孝經》有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親，包括「父母在，不遠遊」──留在父母身邊，侍奉雙親。父母年老則反哺，死則厚葬。
社會控制手段
東漢已規定兒子盡孝的義務和責任，由唐至清代寫進法典，成為法律。官員無論在中央或外地任職，父母或祖父母去世，均須停職，回原籍守喪，一般要守27個月。凡克盡孝子義務和責任的人，都會載入史冊或地方志，表揚為光宗耀祖，同鄉也與有榮焉。若籍貫不確定，怎能貫徹孝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呢？
科舉在兩宋大盛，到明、清兩代，制度周全成熟，成為庶民「揚名聲、顯父母」的主要途徑。
兩宋時，先由地方政府考核士子，選出優秀的送到禮部。禮部考試及格，即為進士，晉身官場。
明、清兩代，制度更複雜，朝廷在府、州、縣設立學校，規定學生名額。學生先參加鄉試，考中成舉人。成了舉人才可參與會試，考中成進士，然後上京參加殿試，殿試第一名稱為狀元。
孩子要入學，須出示年甲、籍貫、三代。年甲是年齡證明，像今之出世紙。父母及先祖三代是否清白、無犯法紀錄、戶籍是否合格──祖父要入籍至少20年，擁有墳墓、田宅證明等等。要參加鄉試，同樣要出示年甲、籍貫、三代。假冒戶籍入學，法必嚴懲。
科舉有名額限制，秀才、舉人按名額攤分，各省不同，差異甚大。明清時，江蘇經濟繁榮，人口眾多，名額卻並非按比例攤分，否則朝廷高官便有太多江蘇人。於是，有些家族為了子孫有更大機會中舉，寧願遷籍。清朝史學家趙翼祖籍是江蘇常州，投奔在天津經商的叔父，自報商籍，在天津考鄉試、會試均中，殿試得第一，遭乾隆降為探花。
失去原有功能
兩千多年來，籍貫觀念牢不可破，皆因歷朝以農業立國，農民流動性極低，非不得已不會離開耕作的田地。孝的義務和責任，使農家子弟安土重遷，如俗語所云：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科舉束縛了有志上進的讀書人，三代不能離開家鄉。雙管齊下，籍貫維持了中國超穩定的社會。
現代社會人口流動性高，祖先三代居住在何鄉何縣，已無關重要。守喪或退休早已不用返回原籍。入學或做官，跟籍貫無關。籍貫只根據祖父和父親的長居地，給人批評為歧視女性。現時內地無父或父親是外國人者，籍貫由母親決定。
女子結兩次婚，同母異父的兄弟籍貫不同，反而有損兄弟情。總之，在現代化社會，籍貫失去原有的社會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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