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香港文化沒希望？ - 黃裕舜

2024年6月3日 - 信報

每平方公里裏住有1269230人，這是1987年九龍城寨的人口密度。

按非正式統計，這座「三不管」城中城曾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聚居地，創下這個後世難以打破的世界紀錄。這片充滿神秘色彩、充滿着罪惡與江湖味（也許是被後人所浪漫化）的土地，也正是導演鄭保瑞改編自余兒小說《九龍城寨》的《九龍城寨之圍城》致敬對象。

電影，我看了兩次。隨着《在等一個晚上》（由林子祥按着1982年《雪人出來了》的Walking in the Air改編並主唱）優雅而帶着陣陣悲傷的背景旋律奏起，觀眾集體地夢迴到那個火紅火熱時代的舊香港。由林峯飾演的洛軍，開場時是一位隻身從越南逃難到香港的非法勞工，在九龍城寨裏為了重新累積被騙去的儲蓄，努力不懈地接着各種各樣的職務。從洗碗到送貨、從當廚房學徒到苦力，他都咬緊牙關，堅持在龍捲風（古天樂飾）「領導」的城寨社群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位。「越過山越過海越過思念旁」──為了的，是一張香港身份證。這是洛軍的故事，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從各地偷渡來港者的心聲。

城寨其餘三公子劉俊謙、胡子彤及張文傑、飾演反派的老戲骨伍允龍及洪金寶，甚至只出場片刻的郭富城、黃德斌與任賢齊，都把角色發揮得淋漓盡致，讓觀眾彷彿置身在內。《圍城》的靈魂便是香港獨有的本土文化與氣質，無論是八九十年代粵語流行曲（許冠傑的《最緊要好玩》、張國榮的《Monica》），還是較為新興的音樂（數年前林家謙作曲及岑寧兒主唱輕柔而感性的《風的形狀》），都能十分貼切地點綴或深化故事線。後者更為劇末提供了一個很厲害的「洋葱位」。電影布景與動作設計明顯包含着對《功夫》及《十月圍城》等香港出色武打劇情作品的致敬，鏡頭拍攝與John Wick系列雖有巧妙不同──具備更多香港本土街頭文化及布置的滲透、更彰顯傳統中國武術的「以柔制剛」及寸勁等概念──卻同樣充滿着一種另類暴力美學。

上周末我獲馮永基前輩邀請出席一場文化論壇，以「非文化人」身份探討香港藝術文化何去何從。我提出，香港多重的文化價值所在乃是其國際性、靈活性、懂得「走位」而打破不必要的枷鎖與門戶之分。看完這幾年《圍城》與《飯戲攻心》的，誰會說香港文化沒希望？然而若要長遠保持希望與有底氣的樂觀，我們不可喪失我們集百家所成的「混雜性」（eclecticism），更不能妄自菲薄，必須尊重及捍衞多元發揮的土壤。

一、從四海到來並以此地為家的「真香港人」文化

什麼才叫做「真香港人」？曾幾何時，有關所謂的「新香港人」與「舊香港人」，又或是「真本土」與「假香港」的爭論，充斥着我們的政壇與大氣電波。煽動排外仇內地情緒者，把「香港」狹窄地設定成一個必須針對外來人士、尤其是內地同胞的「想像」，並以各種各樣牽強說詞論證「本地人」的優越性。然而擁護香港獨特性，與盲目主張其優越性是兩回事。上海與深圳、倫敦或新加坡皆很獨特，不代表其比香港必然更優越。只要是熱愛香港這裏包括法治、開放、經濟自由、國際文化滙聚等價值觀，同時對這裏有着積極或估計貢獻的人，姑勿論其是內地還是海外來的，都是「真香港人」。反之，有意摧毀或把這些價值觀扭曲作己用，則未必是留港愛港的同路人。

由吳煒倫導演及編劇的《毒舌大狀》取景的大宅，其實位於山頂中峽道15號，由捷成洋行主席捷成漢所持有。他的家族早於1895年便在香港興家，本為其作為祖業的船運生意延伸，以香港為協助其進出口及飲料（藍妹啤酒）生意的基地。家族奠基者早在十九世紀末便加入香港總商會，足有四代後人在這裏落地生根。默默而低調地支持本地電影工作者與保育與探險活動，是他一貫的堅持。作為與近代中國、德國與丹麥歷史淵源深厚的家族企業，捷成集團也給予不少本港年輕學生實習與學習的機會。事實上，捷成漢除了跟中國內地淵源甚深以外，他也是一名香港人，香港是他們祖孫本家。

也有好友先祖從印度搬到香港，在港扎根了超過一個世紀，家族成員上達數百名。問他從哪裏來，他會很自豪地說「香港！」。他在內地與印度待的時間，不到其在香港所花時間的皮毛。他英語是母語，不會說印度話，卻會說能作點菜的廣東話。每逢節日慶祝，大宅大門會為外來賓客與朋友打開，讓他們欣賞混雜着印度教特色建築、香港在地文化、中華文化藝術作品、簡樸而敦厚家族作風的大宅氛圍。其家族在港建立的精品酒店，選擇坐落在灣仔鬧市，時髦洋派的擺設配以簡潔開揚的大堂，酒廊小食卻包括最為地道的「生煎包」。在隔壁「茶記」吃一個生煎包、喝一口鴛鴦，加上芝士番茄豬扒飯，以港式西多士作結，這豈不就是香港飲食文化「中西交滙」的精髓？

更有朋友說，香港文化最為多元，最能體現「全球化」的地方，乃曾為香江名導王家衛取材取景的重慶大廈。據學者麥高登（Gordon Matthews）在《世界中文的貧民窟》一書內所估計，在最高峰時，非洲大陸曾有兩成電話在組裝與售賣過程中曾經過重慶大廈，一年間曾有來自超過120不同國家與地區的人在內逗留。有的說這是「低端」的全球化，然而綜觀世界各大小都市，又有多少密度極高的商業甲級地段（尖沙咀）會存有着如此多元而精采的文化生態？低端與高端，由誰說得準？

誰說香港沒多元的文化？香港從來都是一座移民城市。要保存「真香港」精神，我們應當以1000萬人口為目標，必須吸引更多大致認同香港核心價值並能貢獻本地工業政策的移民，從東盟、歐洲、中東等地區來港，充實我們的生產力之餘，也讓我們文化能隨着時代多樣化並演變進化。保留香港對東南西北放開放、根源在中華的文化DNA，並不代表我們得要一成不變，更需要時刻求變。要打破「文化沙漠」的思想陷阱，需要我們政府與民間先積極地打破「排他性」的迷思與偏見，多用多元化的語言與論述，讓不同族裔的居民皆誠心認同為「香港人」，樹立起真正具包容性的社會語境。

二、敢作敢為的年輕藝術工作者，從未放棄破格創意的夢想

有位來自澳洲但在香港工作多年的保險業高層朋友，數個月前邀請我去觀塘開源道某商業大廈樓上單位，去跟一位資深本地插畫師公開對話，以慶祝一個獨特藝術空間的成立。這個樞紐名為「觀塘道」（Studio KT），把街頭藝術家、觀塘街坊、喜愛次文化的香港年輕人連結起來，讓他們能在同一個空間中，抒發及探索他們對共同家園的熱愛與想像。事緣這位朋友數年前到愛丁堡參加Fringe國際藝穗節，發現台上有一群華裔人士在舞龍舞獅的同時，加入了霹靂舞與嘻哈元素，讓他眼前一亮。他原本還以為他們是來自內地或台灣，又或是英國當地的華人藝術團體，交談下卻發現原來他們是一群香港年輕人，曾在澳洲、日本、英國等地巡迴演出。他們雖然並沒有足夠資金去應付藝穗節整段時間的場地費，卻依然堅持要完成起碼Fringe的前半截，箇中的敬業樂業深深打動了我的朋友。此舞蹈團體於2022年摘下了Fringe的最佳亞洲文化獎項，好友也邀請他們與「觀塘道」展開合作，跟不同區內學校、藝術工作者團體、媒體與商界重量級人士合作，嘗試就着本港文化進行保育及創新。他跟我說，2024年的香港絕對可成為與首爾或曼谷一般的亞太「青年文化」湧泉，領先區域潮流，前提是我們要尊重在地文化。香港近年經常主張要說的「好故事」，豈不就是有不少草根藝術工作者已經在做的「真故事」？

政界充滿着各種各樣關於「推廣香港文化」及「鼓勵香港旅遊」的提議，往往皆圍繞着要求行政班子投放大量資源予各種精心設置的節日慶典、「進口」外來臨時擺設藝術，又或是創造出吸引旅客眼球的「打卡位」及「消費位」。然而，筆者認為香港最能吸引旅客、最具吸引力的「旅遊」或「文化」要素，其實並非任何特定景點，而是在世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氛圍。我們不會去三藩市或東京食翠華或澳牛，內地旅客也毋須來香港食海底撈及喝茅台拉鐵（港人也會北上去試）。此時此刻，是否應當投放更多資源去打造在內地、在外地都不能複製的本地品牌、栽培本地藝術人才，然後再由他們走出去，把香港精神「輸出」，而不是生硬地由外地「輸入」水土不服的裝設？

那天論壇上與我同場的，有一位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資深博物館規劃者，其真摯發言讓我相當感動。絕對相信政府中有不少有心人，對香港文化何去何從有其關心、執着及貢獻。然而龐大的體制內外、草根與精英、本地與國際之間的隔膜與距離感，讓不少缺乏背景與關係的藝術創作家往往感到徬徨無助、求助無門。找不到場地、付不起場租、找不到平台或渠道，這些難處批評也許有個別被放大誇大的成份，卻也是確實的。商界與政府必須攜手合作，在爭取擴大國際「朋友圈」之前，先擴張本地的「自己人圈」，將更多民間創造者納入一個具規模的文化生態圈中，方能打破「小圈子」，為新生代創造空間。

絕大多數年輕藝術工作者心底裏都是熱愛香港的，然而未必懂得在一個過度政治渲染的環境中，拿捏到讓自身自由創作的位置與分寸。政界有必要淡化不必要的意識形態色彩，不要只推崇「歌德派」文化產出，方能讓這些理性的青年創作者看到長遠在港發展的可行性，這樣才會對祖國、對香港產出有機歸屬感。反之，若普遍民眾都不尊重藝術，父母都以為「賺不到錢，不要亂讀」，由衷地瞧不起文化，這種社會氛圍又怎能促進國際間的對話與合作？要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我們得在香港落實，藝術既可是一種生命堅持與價值昇華，也可以是一種能維持生計的確實工作選擇。那時候，誰還敢說「這座城市不需要文化」？

三、香港文化不只是一道橋樑，而是一種方法

我們不能再吃老本。因為時代在變，中國在變，香港也得變。以上揭露了我們不進則退。這座城市文化演變的根本希望來源，在於我們骨子裏充滿着的商業頭腦與大膽設想，這並非指曾繁盛一時但熱情迅速冷卻的「NFT」思潮，又或是把藝術品唯一量度標準設定為等於拍賣價格。說的是能把商業思維巧妙地帶入文化戰略及藝術策劃過程當中，從而確保藝術家有可持續的實驗空間之餘，也能為公眾與受眾帶來關鍵享受或刺激。香港從事全職藝術工作者的朋友，未必能比得上紐約或倫敦那麼眾多──尤其是當紐約州全州經濟生產總值裏面，有7.8%源自於文化與藝術產業。仍然未能把文化產業化的我們，自然被「比下去」。然而不同城市的文化產業模式皆有不同，必須「看材料煮菜」。

我們擁有眾多業餘藝術愛好者，以非常認真的態度去對待文化創作與觀賞，並非為了所謂的炫耀或社交活動而迷上藝術。舉例說，筆者好友中就有一位是被金融「耽誤」的粵劇愛好者，他正在推動一個以中西歌劇混合的藝術表演，嘗試把不同景點故事混合起來，去創造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故事」。只要有充分條件，我相信這些人士皆願意支持香港社區文化發展與建設。關鍵在於人才素質擔保與挽留，以及這些私人企業與認識所投放的資源，長遠能否讓藝術人才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出成績。當然，引進商業思維支持藝術項目的長遠發展，並不代表我們要接受文化被「商業化」，更不代表藝術創造者得要自我噤聲、透過「庸俗化」去迎合普遍口味。然而創作者與觀眾之間永遠都存有着微妙糾結──這是一場必然的探戈。

1979年，中國剛步出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自我封閉與動盪，踏上對外開放的新征程。小提琴家斯特恩（Isaac Stern）與鋼琴家格拉布（David Golub）獲邀到中國交流，跟「中國交響樂之父」李德倫等音樂家合作，事跡被紀錄在1979年紀錄片From Mao to Mozart: Isaac Stern in China裏。無論是交響樂還是乒乓，在國與國之間因軍事與安全問題劍拔弩張之時，文化和體育從來都是紓緩誤解與促進基本信任的關鍵鑰匙。在中美戰略競賽持續下去之時，香港必須得維持「通氣孔」角色，鼓勵並吸納更多來自內地與美國的音樂家、舞台藝術家等在港合作、對談。對不少國際友人來說，香港免簽證、資訊與網絡流通、英語通用（這一點必須要繼續堅持及深化），這些都讓香港相對於內地更具吸引力。

新加坡前外長曾跟我在對談裏說，他最喜歡的香港「菜式」是燒鵝叉燒飯。訪問一位印尼政要時，他很嚴肅地跟我說，每次來香港都得要往太古廣場及灣仔街市走走，並以行路的方式去感受這兩區之間在經濟模式與人口組成的「天壤之別」。也有一位從沒到過香港的馬來裔馬來西亞部長，表示他從小到大便是跟着操流利廣東話與播廣東話歌的同學長大，結果也當然聽過「四大天王」。確實，在西方影壇上為華人爭光的楊紫瓊，固然是馬來土生土長的華裔人，想當年也毫無困難融入香港，成為我們文化與娛樂界一分子。香港的軟實力，便是這樣建立起來。

且以這一句來自於《一代宗師》裏宮羽田對葉問所說作結：

「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有燈就有人。」

香港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