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談「新儒學」 - 占飛

2024年5月21日 - 信報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冊，於1931和1934年申請由清華大學出版，列入清華叢書。

為了保證叢書的質素，先要得到清華大學出版委員會數名審查員通過，才可以推出。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就因為審查員未能意見一致，而無法出版。

兩冊《中國哲學史》陳寅恪均有份審查，並撰寫報告，終通過出版。兩篇審查報告，總共只有3000多字，卻精簡地表達了陳寅恪為學的宗旨，以及他概述中國哲學思想的演變歷程。

在上冊的審查報告中，陳寅恪寫道：「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筆。」所謂「了解之同情」，就是先要清楚古人著書的背景、為何著書立說。這說的容易，做卻艱難，時代久遠，資料殘缺，要憑「殘餘斷片」推斷古人用心，「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如此方可說是「真了解」，不然則流於穿鑿附會了！

陳寅恪認為，古人的史論，「無異於今日新聞紙之社論時評」。讀古人的史論，重點不在於古人見解，而是藉此了解當時政治和社會環境：「故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今日取諸人論史之文，與舊史互證，當日政治社會情勢，益可藉此增加了解。」

佛教影響

在下冊的審查報告中，陳寅恪借佛教一句話：「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抒發個人見解。中國儒、釋、道三家思想，「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至今，國人論中國文化，多只專注於儒家。儒家無疑是主流，但釋、道兩家對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品味都影響甚深。陳寅恪寫道：「南北朝時，即有儒釋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國家有慶典，則召集三教之學士，講論於殿廷，是其一例。」若只講儒家而忽視釋、道，可能有瞎子摸象之誤。

陳寅恪說的「新儒學」，指兩宋的道學、理學和心學。宋儒雖然辟佛，但其學說受佛教影響已深入骨髓，無法甩掉，「凡新儒家之學說，似無不有道教或與道教有關之佛教為之先導。」反之，「六朝士大夫號稱曠達，而夷考其實，往往篤孝義之行，嚴家諱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訓。」信奉道家的士大夫，在日常生活依然盡孝，不違仁義，避祖先之諱。事實上，佛教傳入中國後，已被吸收改造為中國佛教之天台宗、華嚴宗及禪宗，與原始佛教相距頗遠。現今國人講的佛學，大多是中國高僧的學說，弘揚的是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受道教影響甚深，陳寅恪云：「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義最富之一宗也。」可惜，「蓋道藏之秘笈，迄今無專治之人，而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數百年間，道教變遷傳衍之始末，及其與儒佛二家互相關係之事實，尚有待於研究。」這是學術上一大缺陷。

民族地位

何以儒家成為中國文化主流？皆因釋、道兩家都主張「出世」，只涉及個人「救贖」，沒制度建設。陳寅恪認為：論思想的深度，儒家「有不如佛道二教者」；但二千年來，華夏民族的「制度、法律、公私生活」卻受儒家影響甚巨。陳寅恪未免太輕描淡寫，說給儒家主宰亦不為過。現今，儒家的法律和制度已式微、被取代，但儒家思想在「公私生活」及道德的影響猶在。近日，某KOL因私德惡劣而遭網民抨擊，足為例證。

陳寅恪看重「新儒學」，皆因宋學盡量吸收釋、道的思想，「然仍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他期望，中國往後「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是陳寅恪一貫態度，亦是「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他批評馮友蘭「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朱熹）之學，宜其成系統而多新解。」

一個「宜」字，陳寅恪暗指馮友蘭未能做到「成系統而多新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