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高潮的父親節 - 占飛

2011年6月18日 - 信報

母親節之後的父親節是反高潮。母親節是賺人熱淚的文藝片，父親節是一本正經、艱澀難明的藝術電影。根據傳統家庭的分工，慈母必須配嚴父。這種「good cop、bad cop」的角色扮演，於華人社會固然是主流、常態和規範，即使在講求平等與民主的西方社會也十分普遍。下個月上映的荷里活大片、康城金棕櫚獎得主《生命樹》（The Tree of Life）裏面的母親是愛與仁慈的化身，教識男主角用心靈看生命中璀璨光明的一面；但畢彼特飾演的平頭裝老豆則警告他，現實是個適者生存的殘酷世界。

於是，子女從母親的世界中學會愛、包容和諒解，從父親的世界中學會紀律、服從和賞罰分明，真的是左右逢源、兼容並蓄。更重要的是，由於父親的權威被當作不容挑戰、不容質疑的大前提，父權社會的權力分配和等級制度得以順理成章地延續下去。

是故父愛總較母愛難以啟齒。朱自清的〈背影〉公認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散文作品之一，發表後幾乎為每個時代的教科書所選取；正因為它避開了父親嚴肅、凌厲的目光，着力描寫他的背影而非正面。的確，與其說〈背影〉寫的是父子之間的愛，倒不如說是這種愛如何被壓抑。從這個角度看，〈背影〉表達得清楚有力（articulate） 的，是父愛與愛父難以表達（inarticulate）的本質。

名人父親難成榜樣？

兩年前，三聯出版的《父愛》不失為父親節的最佳禮物。為人子女的送這本書給父親當然有意思，父親送這本書給子女也一樣意味深長。這本書給人的總印象是「父親叫人太沉重」—在二十二篇描寫父親的文章中，沒有單純的愛和追憶，有的是很多的懊悔、內疚和壓抑着的憤懣、不平和埋怨，以及大量的傷痛和無奈。原因可能是：雖然書中的父親不乏知名的公眾人物，如林語堂、梁實秋和王安憶等人之父便是，但執筆的卻不是與他們沒有親密利害關係的旁觀者，而是他們的兒女。在有時被犧牲掉的兒女心目中，於社會和公眾記憶中再卓然有成的父親，不一定是學習的對象，反而往往是一個告誡和教訓，甚至不自知的加害者。王安憶在〈話說父親〉中說世上「再沒有比父親更不會做人的人」，然而這樣的一個「連鹽也不會朝雞湯裏放」的生活上的廢人，卻「活得比誰都自在」，因為他有家庭做他「堅強的後盾」。王安憶總結說他的父親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可以想像，這幸運是建立在他身邊的人的不幸、不快或至少不便之上。

只懂犧牲難發展自我

讀《父愛》，令人的心往下沉。它提醒我們，中國的家庭作為一條製造自責和內疚的生產線，其效率與生產力仍然獨步天下。楊牧之在〈無法彌補的時候〉說他每當想起父親，就會覺得很沉重；又問「父親對兒子的滿腔期望，幾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苦育，可以用什麼衡量，兒子又如何報答得了呢？」這也許就是中國傳統家庭的最大缺陷：父親和母親的偉大，不在於他們肯在適當的時候放手，反而建立在他們為兒女所作的慘烈犧牲之上。問題是當父母視犧牲為最高價值，並時刻身體力行，身為子女的又怎能學會發展自我和完成自我？ 如果Steve Jobs和Mark Zuckerberg生於中國家庭，他們可能都變成了大事無成的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