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談談貧困？ - Immanuel Wallerstein

2010年12月1日 - 評論 - 第294號（路愛國譯）

在十五到二十年間，華盛頓共識主導了世界體系的話語（約在1975-1995年間），貧困是一個禁忌詞，即使當貧困跨越式增長時也是如此。 我們都被告知說，唯一重要的是經濟增長，而通向經濟增長的唯一道路是讓“市場”自由運作而不加任何“國家”干預--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和美國財政部的干預除外。

英國的撒切爾夫人給了我們一個著名的口號：“別無選擇 ”(TINA) ，她的意思是，對任何國家而言都沒有其他選擇，除了對美國還有--我推測--英國。全球南方的愚昧國家只能放棄掌握自身命運的天真妄想。如果他們這麼做了，他們總有一天（但誰能說什麼時候？）會得到增長的獎賞。 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注定要--我可否斗膽直言？--陷入 貧困。

華盛頓共識的輝煌歲月早已逝去。全球南方大多數人的狀況並沒有改善，恰恰相反，造反倒是隨處瀰漫。新薩帕塔運動於1994年崛起於恰帕斯州。社會運動使世界貿易組織1999年西雅圖大會陷入停頓（它從此未能複原）。而世界社會論壇於2001年在阿雷格里港展開了其波瀾壯闊的生命之帆。

所謂的亞洲金融危機於1997年爆發，給東亞和東南亞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並蔓延到俄羅斯、巴西和阿根廷，這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自己口袋裡掏出了對這些國家的老一套要求，假如它們想得到任何幫助的話。馬來西亞勇敢地表示敬謝不敏，而馬來西亞恢復得也最為迅速。阿根廷甚至更大膽，它主動提出按一美元支付30美分的比例償還債務（否則一分不還）。

但印尼屈服了，而此後不久，長期執政、似乎非常穩定的蘇哈托專政就被民眾起義推翻。當時，就連亨利·基辛格那樣的人都怒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本上是說你怎能如此愚蠢？對世界資本主義和美國而言，在印尼維持一個友好的獨裁者政權比擁有一個遵循華盛頓共識規則的國家更重要。在令人難忘的一篇1998年報刊評論文章中基辛格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做事“就像一個專治麻疹的醫生試圖用一種療法治愈所有疾病一樣。”

先是世界銀行後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吸取了教訓。迫使各國政府把新自由主義配方當作本國政策（以及在國家預算失衡時當作財政援助的代價）接受下來能帶來危險的政治後果。原來，還真存在著替代方案：民眾能夠反抗。

當下一個泡沫破滅、世界進入了現在被稱為2007或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變得甚至更能聆聽那些不知道自己位置所在的討厭群眾了。你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竟然發現了“貧困”。他們不僅發現了貧困，而且著手實施“減少”全球南方貧困人口的計劃。他們的邏輯值得人們來理解一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版一份講究的季刊叫《金融與發展》[Finance & Development]。它寫作的閱讀對像不是專業經濟學家，而是決策者、記者和企業家等更廣泛的受眾。2010年9月一期特別推出了羅德尼·拉姆查蘭[Rodney Ramcharan]的文章，其標題說明了一切：“不平等是不可行的。”

羅德尼·拉姆查蘭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非洲部的“資深經濟學家”。他告訴我們—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新路線--“只注重平均增長率的經濟政策可能是天真到了危險的程度。”在全球南方，高度不平等可以“限制增長帶動的物力和人力資本投資，並增加很可能是低效的再分配要求。”但更糟的是，高度不平等“賦予富人的發言權比不同人群組成的大多數人更大。”而這反過來又“能進一步扭曲收入分配並使政治制度僵化，導致甚至更嚴重的長期政治經濟後果。”

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終於聽進了基辛格的話。他們不得不擔心下層民眾，特別是在高度不平等的國家，他們同時也不得不擔心他們那些同樣在延誤“進步”的精英，因為他們想要維持其對非熟練勞動力的控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突然變成世界左翼之聲了嗎？可別犯傻。正如世界上更老於世故的資本家一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想要的是一個由他們的 市場利益為主導的更穩定的體系。這就需要迫使全球南方（甚至全球北方）的精英在“貧困”計劃中放棄一點點他們的不義之財，這會安撫足夠多的日益擴大的貧困人口以便平息他們揭竿而起的想法 。

要讓這個新戰略發揮作用可能已經太遲了。混亂性的波動已經非常之大。而“不可行的不平等”正與日俱增。但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利益由它代表的那些人也不會停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