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人類代價 - Immanuel Wallerstein

《每月評論》2008年第12期（王寶龍 譯） 

（美國學者伊曼紐爾‧華勒斯坦在美刊《每月評論》2008年第12期上發表題為《經濟增長的人類代價》的書評，對印度學者阿米亞‧庫馬爾‧巴格奇的著作《危險的歷程：人類和資本的全球主權》作了評論。華勒斯坦積極評價了該著對資本主義發展及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危害所提出的不同於傳統見解的新觀點，特別是這個論點——資本主義對人類的進步貢獻極少，而破壞極多；並認為所謂“西方奇蹟”和“工業革命”，乃是出於意識形態需要而杜撰的概念。書評翻譯如下。）

至少最近兩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一大爭論是如何對現代世界非凡的經濟增長成就作出解釋。對此，我們都耳熟能詳。絕大多數的著述者都認為，這段歷史就是一部西方崛起的歷史。但是對這一觀點，存在著兩種意見相左的解釋。

一種是所謂的“歷史的輝格解釋”，他們從西方某些獨有特性，甚至僅僅從英格蘭的特性出發，認為在這一歷史階段中，社會、知識、道德諸方面都處於持續發展的過程之中，並認為，當今世界正在走向其發展的頂點。

另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西方的崛起是持續的辯證而衝突的歷史發展過程的一部分，並認為現在西方佔據支配地位的世界秩序將不可避免地被另一個歷史發展階段所超越，即資本主義將被共產主義所取代。

在過去大約20年中，學術界反對“西方崛起”的理論日趨重要，堅持這種理論的學者將中國歷史作為探討的中心。他們認為，中國在過去很長時間內一直是某種世界體系的中心，只是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暫時由於所謂的“西方崛起”而被超越，但現在歷史的鐘擺即將（註定要）擺回那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

阿米亞‧巴格奇一方面根本不認同所謂的“歷史的輝格解釋”，另一方面他也不買“中國中心論”的賬。相反，他對相關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嚴肅的修改，或者用巴格奇自己的話說：這本書將歷史學家關於戰爭的真知灼見，與馬克思主義者以及“世界體系”論者的觀點彙集在一起，指出當今資本主義制度作為一種體系在其產生和運轉的整個過程中，為了爭奪勞動力、非人力資源和市場而不斷爭鬥，在必要時甚至不惜訴諸武力。而這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徵。（前言第11頁）

在對將市場和自由貿易視作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因素進行批判這一點，巴格奇絕非第一個，而且他的志向也不僅僅停留在批判那些對現代世界只做分析性描述的觀點。他關注的焦點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發展與人類進步幾乎毫無關聯，即便在西方也是如此。因此在這本書中，他試圖詳盡分析由於“歐洲統治階級收穫的進步”而導致的人類社會的悲慘境遇。（前言第14頁）

中國中心論者認為在19世紀之前，西方與中國、印度相比，並不具有顯著的經濟優勢，對此巴格奇表示贊同，但是他在兩個重要問題上提出異議。

第一、他對19世紀初期以英國為首的工業化國家所發生變化的重大意義加以肯定，他寫道：分別以清代中國和漢諾威王朝的英國為代表的兩種不同體制差別巨大：前者的統治約束了財富無限積累的動力，而後者的社會、政治秩序則使經濟權力不受抑制地佔據了中心地位，並因此為以工廠為基礎的工業發展提供了便利。（前言第15頁）

第二、是一個類似於“即便如此，那又怎樣”的觀點。巴格奇指出，在19世紀，即便是中國而非西方以一個超級經濟和軍事強國的身份出現，也將同樣導致“世界大多數人口的邊緣化與悲慘化”。（前言第16頁）從中受益的將是中國而非西方的社會精英。

對於貢德‧法蘭克與彭慕蘭基於新古典主義和貨幣主義經濟學提出的觀點，巴格奇指斥其不符合辯證法，他宣稱：我們不能將人類歷史視為不同國家為爭奪全球市場的競賽，也不能將我們的注意力局限在市場的各種消極作用之上。（第11頁）

在巴格奇看來，犯錯者是資本主義而非西方。資本主義帶來的損害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掠奪，他認為，與資本主義伴生的兩種居於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帶來了同樣的損害。這兩種意識形態，一種是種族主義與開化使命（從伊比利亞的征服者一直延續到布希政府），另一種是瑪爾薩斯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後一種又被說成是這樣：有限的世界資源應當或必然被“最適者”瓜分。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理論，巴格奇特別援引了霍布森、希法亭、盧森堡、布哈林和列寧的觀點，並明確地總結出自己與他們的不同之處：與我簡略提到的諸賢的大多數觀點不同，在部分藉鑒拉格納‧納克斯和馬修‧西蒙的研究成果之後，我認為除了某些短暫的歷史階段，非白人殖民地主要地被資本主義列強作為剩餘產品的榨取地，而非純粹的投資場所。概言之，殖民地不僅是征服的物件；在被征服後，它們還向殖民者提供了可觀的剩餘。（271頁）

巴格奇的全部觀點在簡短的前言中已經呈現無餘，該書的其餘部分則對這些觀點加以論證。

第一部分在提出他的相關理論的同時，對“歐洲奇蹟”概念的構成加以解釋。

在第二部分中，為了解釋西方的歷史突破，他對歐洲16～18世紀的歷史進行了重構。

第三部分詳細論述了資本主義的全球性蔓延在非西方世界引發的對人類的各種破壞，指出“大多數對歐洲奇蹟的頌揚建立在遺忘的藝術之上”（第81頁）。

第四部分指出目前人類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面臨的種種危機。

這部權威性著作可謂精彩紛呈。巴格奇認為現代資本主義世界起源於16世紀的歐洲，在這一點上，他對馬克思的觀點非常信服。如書中所說：我認為馬克思將資本主義視作一種生產方式的觀點，仍然有助於將18世紀的中國或印度與同時期的英格蘭或尼德蘭區分開來，運用這種觀點進行研究，與我有時運用交換路線中的等級觀念——布勞岱爾在這方面碩果累累——得到的結論完全一致。（177頁）

此外，巴格奇分析資本主義的尺度並非它有可能取得多少增長，而是它有可能取得多少人類進步。而在這一點上，他發現資本主義對人類進步的貢獻極為缺乏。他將人類壽命的人口文獻資料、疾病防治的公共健康資料以及人類營養、收入和各種形式的勞動壓迫方面的資料加以整合，以此向讀者展示了一幅細緻入微、跨越時空的人類發展畫卷，一幅因地域、年齡群組以及性別差別而風格調異的畫卷。

巴格奇還呈現了一幅中國、印度和日本歷史上經濟發展的綜合比較的圖景，以及它們與歐洲、北美之間的關係。實在難以想像還會有另外一部作品能夠在參閱數量如此龐大的文獻資料的基礎上，以如此小的篇幅做出如此清晰的闡述。

我的一個保留看法是：對於一位像巴格奇這樣熱衷於剖析學術神話的學者來說：他竟然不去注意對“工業革命”表示質疑的大量資料。這些質疑集中在“工業革命”是否最早發源於英國，是否最早產生於某個特定的時期——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初期。

實際上，他用自己的“兩個或三個軸心時代”的說法來反對那種舊有的“工業革命”觀點。他認為，第一個軸心時代是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初期；第二個是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初期（書中某些地方他寫為“僅是1945年後”）；而現在正處於可能存在的第三軸心時代。

巴格奇確實聲稱歐洲人生活水準的改善僅僅發生於他所說的第二個軸心時代，但是對於在第三個軸心時代會發生什麼，他未作詳細說明。

然而，熊彼特早已在其論述商業週期的著作中——儘管他未使用“軸心時代”的說法——指出，在16～18世紀，這樣的重要時期可以發現很多。這並不是說機器生產不重要，而是說它是由四個世紀以來持續發生的一系列飛躍所造成的。如同西方發明了“歐洲奇蹟”的概念是因為意識形態的需要，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西方（更確切的是指阿諾德‧湯恩比）也是出於類似的意識形態目的而發明了單數的“工業革命”概念。

雖然我對該書持有一個重要的保留，但是我必須承認，在有關現代世界的起源和發展的研究中，該書能夠躋身於寥寥無幾的重要著作之列，仍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

摘自2009年第10期《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