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5日星期三

信貸膨脹與經濟沉淪 - 徐天任


2010年8月24日 - 信報

聯儲局8月10日公布的議息會議決定並沒有如部分市場專家預期推出新一輪量寬措施,只是以手上到期的按揭抵押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MBS)再投資公債,即維持資產負債表的規模。但聯儲局官員透露,假如美國經濟復蘇仍步伐停滯不前,聯儲局將採取更積極行動。聯儲局顯然未放棄以量寬刺激經濟增長的選項。然而,學者指出,信貸過度膨脹恰恰是造成金融危機其中一個原因。

股神畢非德2009年7月就未來經濟通脹通縮之爭發表了他的看法:我毫不擔心通縮。事實上,在我有生之年或者更可靠地說你們有生之年也不會看到嚴重通縮出現。我們正在投入萬億元計金錢打一場經濟戰爭,努力重整債務,一切措施反而為通脹播下種子。目前經濟有如一個人失足陷入浮沙快將沒頂,我們需要動員更多人手拋出繩索準備拉他脫險,拯救過程可能令一些人的肩胛脫骱,而獲救後經濟也許遍體鱗傷,但我們已別無選擇。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分析,畢非德的言論正正道出美國政府40年來一貫奉行的經濟擴張主義。

墮進經濟末日循環

LSE今年8月發表的The Future of Finance報告序言指出,2008-9年的金融危機影響了全球數以億計的人的生活,對經濟造成的破壞可與大蕭條相比,目前當務之急是找出金融危機的根源,汲取教訓以免重蹈覆轍。The Future of Finance收錄了十多位專家撰寫的10篇文章,其中以LSE的Peter Boone及麻省理工教授Simon Johnson合著(B&J)的「政治同流會否令環球經濟再沉淪?」(Will the politics of global moral hazard sink us again?)最發人深省。

B&J指出,過去40年,發達國家都不成文地全力扶助本國的金融業發展,因為政府相信,強大的金融板塊是健康經濟的象徵,對未來經濟增長有百利而無一害。至於金融業的膨脹幅度則可以從信貸額相對GDP的數字反映,以美國為例,由1980至2009年的30年間,私營信貸相對GDP逾倍增長【圖1】,而每次發生金融危機,聯邦政府都忙不迭減息去刺激信貸,惟恐通縮出現。從圖1可見,危機卻一次比一次嚴重,B&J警告,在美、歐、日等發達國都接近零利率的情況下,現已瀕臨險境。

B&J批評,以減息應付金融危機是捨本逐末的做法,而政府的盲目刺激信貸政策更把我們帶入一個經濟末日循環(Doomsday Cycle)【圖2】。B&J解釋,末日循環最初階段,個人以至新興經濟體系明知道發達國央行及財經決策者在銀行出現困難時不會袖手旁觀,存錢收息或購買金融機構發行的融資工具有若零風險投資;而銀行方面則由於資金來得容易而且成本低,加上政府奉行擴張信貸刺激經濟政策,監管條例從不嚴格執行,很多銀行例如英國的北岩(Northern Rock)竟然能夠說服政府其高風險投資只需要2%的核心資本(core capital)保證便已足夠,巴塞爾第一期和第二期(Basel I and Basel II)對混合資本(hybrid capital)等的規定如同虛設,金融機構的風險投資槓桿比率持續上升。

官商政治「同流」

諷刺的是,銀行利用高風險投資與存款的息差可以賺取巨額利潤——連小小的冰島的國內存貸平均息差也接近4%【圖3】,可見銀行資金成本便宜「普及化」——美國的非金融業盈利(直至金融海嘯前)遠遠落後於金融業【圖4】,加上金融機構透過收購合併不斷壯大,短短15年美國已誕生最少6間大得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銀行【圖5】,因此亦使政府財經決策部門與金融機構的「同流」關係更形牢固。


2008年9月的金融海嘯原本是整頓信貸過度膨脹的最好機會,但美國、英國、歐羅區的財經決策者都履行「不成文的承諾」,先後推出包括充任擔保人的數以千億美元計的拯救金融機構措施,B&J估計,美國、歐洲政府和IMF涉及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總額高達65萬億美元【圖6】,相當於北美加上歐洲的GDP總值2.5倍,單單是聯邦政府在金融海嘯後透過發債買入銀行的問題資產,已令公債相對GDP比率增加了40個百分點,債務/信貸反而重新進入膨脹周期。










歐洲方面的信貸增長相比美國亦不遑多讓,歐羅區成員國有權隨時向本國銀行直接或間接發行債券為財赤融資,銀行則可以將政府債券作抵押,透過費用低廉的回購協議向歐洲央行套現,再投資於房地產或其他高回報項目以擴充資產負債表。在回購協議機制下,歐洲央行不但成為歐羅區16個成員所有商業銀行的最後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而且默默支持着希臘等「歐豬」先使未來錢。

監管銀行知易行難

美國和歐盟也明白最有效防止信貸過度膨脹就是加強銀行監管條例,G-20的金融穩定局(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2009年成立,前身是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和Basel III亦計劃提高銀行的核心資本要求,從而限制銀行運用流動資金。但B&J質疑監管條例能否徹底落實。

B&J指出,美國的銀行板塊僱員平均收入,截至2007年相當於全國其他私營板塊工人的平均收入的兩倍,換言之,金融行業對國家的稅收、就業以至政治捐獻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亦由於金融機構擁有的龐大財力,他們可以輕易聘用游說團體,向政府相關部門為嚴格的監管條例說項,從上述北岩、雷曼兄弟、愛爾蘭及冰島事件已足以反映條例的漏洞;B&J更直言,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德銀總裁Ackerman的交情,高盛與美國財政部的關係,以至財政部與金融機構的旋轉門,種種都是有效監管條例切實執行的無形障礙。

B&J分析,聯儲局和歐洲央行的低息政策將導致類似1970年代油元(petrodollar)全球流竄情況重演,當年油組源源不絕的資金存入美國和歐洲的銀行,再轉到拉丁美洲和東歐等財赤大風險高的國家,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借貸雙方都享受信貸膨脹的繁榮,但濫借濫貸最後結果是宏觀經濟劇烈震盪。B&J警告,除非徹底實行金融改革,否則在歐美政府拯救銀行的資源已接近消耗淨盡的環境,再也無力承擔必將出現的另一波金融危機。

策劃:信報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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