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質民主的概念，多年前我在鳳凰衛視主講《論語》，談到「現代社會與孔子之教」已提出，鑑於現代的民主政制不具備提升社會質素的能力，選舉和決策只訴諸量化原則，由無差別的群眾平面決定，具有深度和高度的見解，就很難獲得多數的支持。《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四十一章）這就是質素的區別。曲高和寡，陽春白雪不入里耳，奈何？
能否在現代民主政制中加進價值元素？初步來看，非常不容易。因為民主政制的基石首先是人權，而人權就是人有權選擇。選擇什麼？選擇誰？選擇者完全自主（自由），別人不得干預。而被選擇的事物，包括生活方式、信仰、價值觀念……都沒有絕對性，即絕對的善與絕對的惡，或絕對的是與絕對的非，完全視乎選擇者的喜好。權利優先於善，一旦涉及價值問題，政府和法律都要嚴守中立。
民主既然要把選擇權過渡給人民，而可選擇者不一，輕則差別，重則衝突，這怎麼辦？寫《正義論》的羅爾斯後來提出「交叉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之概念，讓不同的價值交疊起來，不作批判，以形成多元文化和寬容社會（參看氏著《政治的自由主義》一書）。他也知道，他這種提法其實是對價值衝突的迴避，並不真能解決社會上不同價值（如信仰）的衝突問題。
為什麼？因為價值相對成立，也就是相對不成立。價值沒有普遍性，但隨選擇者而定；不像科學知識，可以驗證，免除爭拗。在價值的世界，雖亦運用理性，以支持其成立，如蘇格拉底，主張「知識即是道德」，便是企圖以知識的普遍性，也就是理性活動的功能，來確定道德行為的絕對準則。
但是，由於這一準則只是通過理性的思辨，並未獲得實際行動的數據檢查，所以嚴格言，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知識，而只能是信念。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充分了解：經由思辨所得的只是理只是可能，而非真實；回歸經驗證明則只有真假，而無所謂善惡。價值始終飄浮於理性以及經驗之外，似乎無所託足。
難怪康德把上帝存在、靈魂不朽、自由意志視為道德實踐的三大預設，意思就是：這些價值根源問題非理性所能及，但為了解決道德問題，必須作出預設。
康德之後，西方哲學家索性否定理性、批判理性，套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話，就是理性為社會製造了癲狂，由理性所支撑的制度和規矩成為壓制人的權威。這就是後現代的吶喊，並利用現代社會的人權、平等，來爭取生命的自由。
其實，關鍵之處就是我們無法認識價值、安立價值。過去西方文化一直依賴理性，以為理性有辦法，到最後發現理性只是工具，在解決人的行為上只對應目的，不回扣人自身。
在利益誘惑之下，工具理性變成群魔亂舞。更由於人權的保障，好醜不分、高下不分，人人都可以用最美麗的言辭來包裝自己的醜惡，社會很虛假，而人不是陷入虛無，就是面臨分裂。民選的政府只能投其所好，在大勢之下，誰也不能回頭。
價值無定、價值相對，民主政府對此只能寬容，嚴守中立，以不解決為解決，視對立為和諧，爭吵為常態，還以為通過不斷的溝通和對話可以解決；卻不知道這是另一形式的鼓勵和逃避，情形只有愈演愈烈。後現代主義就是不相信溝通和對話，因為在現社會中根本沒有「他者」，大家各有一套話語，大家自說自話，各自孤離。
正如李清照的詞：「花自飄零水自流」，與誰都不相干。但偏偏人就是要學會相處，社會是一個群體，個體的多元並存，即使有交叉，又如何建立共識呢？民主要有質素，民主如何容納質素呢？
我認為：這就不能把民主只視為一種機制，或爭取權力的機會，而應該將之視為一種文化，本身就有一種理想的擔負。換言之，它就是要成就一種價值、一種目的。過去認為：它的重要價值是防止專制、防止獨裁，所以要把權力收歸人民，由人民來決定政府（領袖）的人選，並要求其按自己的意願來工作。
數量決定質量？
但這一目的其實可以轉化為人民自己實現其自身價值的機會，以至整體價值的機會，如人身自由、人身安全、個人的快樂與幸福感。在社會來說，則是可以建設成一公平、正義、禮樂、和諧的社會。在文化來說，民主社會更應該提供優質文化，讓人民有機會健康他們的身心，提升他們的修養和精神境界。換言之，民主政府有責任保護和發展優質的文化。
問題是：誰來決定優質呢？難道舉行全民投票嗎？一定要以數量來決定質量嗎？這就走不出民主怪圈了。
在這裏我們必先明白：人能夠認識更高的價值是必須靠人自身的成長的。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只有不斷學習、不斷反省，方有可能領悟。這是一種生命成長的教育，而非知識、技能的傳授。
我認為：不管哪一個政黨上台，都應該尊重和提倡這種教育，把它看成和憲法一樣的神聖。因為它提供的，不是可行使的權利，而是人成長的道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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